6.西北

    崇祯元年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年初到四月一直就没下过几场雨，从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判断出北直隶会有一场大旱。

    北直隶好说，粮食库存充足，朱伟迪最担心的还是西北。

    调查过大明的道路情况后，朱伟迪发现，往西北运粮的消耗实在太大。运去的粮食虽多，但是以现有的交通条件千里转运之后，本就没剩多少，官吏们再贪污些，分到灾民手里的可能就没有多少。

    为此不得不反复派出厂卫，去西北地区查看灾情，看看有无流民聚集。对厂卫，朱伟迪也不是很放心，又让卢象升派几个亲信去看看。

    在了解陕西情况时，他高时明曾告诉他，陕西去年就有民变，高时明翻来旧奏章，朱伟迪发现果真如此，陕西巡抚张维枢的上疏上写得很明白——天启七年三月戊子，澄城知县张斗耀,催徵竣急生变,为郑彦夫等所杀。元凶未获,乱党渐擒,得旨以民戕令,事干十恶不赦之条,着严擒首恶,解散党羽,安戢良民,确计奏报,以靖地方。

    派出厂卫去调查这件事后，此时厂卫终于将事情的经过回报，事实和陕西巡抚的上奏内容也差不多。

    天启七年二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难熬岁月,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仍然严酷逼粮,鞭笞杖责无力缴纳赋税的农民。髓干血尽的农民被逼得走头无路,觉醒到与其束手就擒,死于杖笞之下,不如揭竿而起,死里求生。这年三月二十一日,愤激的农民在郑彦夫等人率领下,从西城门拥入县衙公堂。此时张斗耀正坐堂逼粮,见势不好,吓得躲进后宅,被郑彦夫等追上去一阵乱刀砍死。杀死张斗耀,南宫人杜国渐接任知县,再未敢像张斗耀那样催逼拷课,而是“催征不扰,缓急宜民”。

    朱伟迪同情那个敢于反抗强暴郑彦夫，认为那个狗官张斗耀该死。若是那郑彦夫没有再犯其他罪，命又足够硬，朱伟迪自然会在真正掌权后免他的死罪，也没有下严旨去抓那郑彦夫。

    厂卫也回报了陕西最近的情况，免除了辽饷之后，陕西的日子依旧不好过，许多的地方还是聚集了不少流民。

    朱伟迪和内阁官员们商量了下，要求北方各地官员将受灾情况统计，决定免除受灾严重地方的农税。如今朝廷也不是太缺钱，内阁的几个大佬们商量了下，很快在廷议上获得通过。

    免税也不是办法，朱伟迪清楚接下来年年都有灾害，免税也不能让旱地长出庄稼，要不然，陕西的流民就会大大减少而不是增多了。现在他只得继续琢磨推广番薯等美洲高产抗旱作物。

    只是目前大明的官僚们和农民，有不少对推广这些高产抗旱作物还有些疑虑。

    最麻烦的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植番薯等物，没有做过实地考察，简单粗暴地下令大面积推广，只会带来灾难。

    朱伟迪也下过旨，要求各地方官员研究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是否适合当地种植，要求他们派出人手，在辖区内仔细研究，写出详细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合格的官员吏部考察中将会有加分，不合格的轻者贬官，重的罢免。

    在吏部尚书李国普和户部尚书郭允厚这两位朝中大佬的支持下，此议早在廷议中通过，大批的种子也早下发到各地。不过要等调研报告出来，还是要些时间。

    不过，番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能万能的，虽说抗旱，也不是说它们就不要水了，而大明有些地方恐怕干得连土地都发裂了，别说是番薯，就是野草都不长。指望番薯之类的东西活命，也不是太保险。

    所以朱伟迪还是在想办法将西北地区的人口转移到京师附近安置，千里运粮毕竟不如在北京供养他们好。

    朱伟迪去年早下过圣旨要求江南减少棉花桑蝉等经济作物种植，增加粮食作物产量，重农的思想一直是儒家的主流，对这个旨意倒是没有多少官员敢直接反对，只是下面的执行情况，朱伟迪就不敢保证了。

    万历和天启朝，针对江南粮食产量减少，朝廷都有下过严旨要求增加粮食产量，不过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下面的官僚们有的是对策，看这些年白银持续流入，就知道朝廷的政策基本是没起什么作用的。

    在免除了许多地方的农税之后，朱伟迪突然还是发现银子开始有些不够花了。重整军备和赈灾，这两项完全是个无底洞。

    赈灾就不说了，那些钱估计是大半要落入各级官僚的口袋，但是不能不去做。

    而各军镇官员在要饷得到初步的满足后，更是狮子大开口，还要求按照纸面上的兵额把过去的积欠也发下。

    朱伟迪看到那些官员的上书后，现在就发动政变的心思差点就没冒出来。他又不是傻子，哪里不清楚九边压根就没有他们报上来那么多人。

    在朱伟迪的扩军令前，他拿到手上的报告显示，连同辽镇的新募及援军在内，九边重镇兵额合计共有661762名。朱伟迪估计，九边的在籍兵员，恐怕连四十万都不一定有，在籍的除开老弱，能上阵的大概只有二十万不到，而这个能上阵只是说还有些力气可以去欺负下流寇的，真正经过军事训练的恐怕只有各个将领手下那几万的家丁。

    要说起来，大明打不过后金，原因很简单——大明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军队的士兵，数量还真不见得比后金多多少，剩下那一大堆的乌合之众，面对后金时在战场上起的也大多不是什么正面作用。

    为了赈灾，已经花去了上千万两银子，免除了一百多万两的农税，而各军镇的文官和兵头们一见朝廷有钱，一点没为朝廷分忧的心思都没，全都迫不及待地上来分蛋糕，让朱伟迪不得不连连叹气。

    不过银子他还有一些，全按额发下去。反正要不了太久，他就会让这些贪官们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九边重镇的文武官员，按照纸面上的兵额数要钱，要得最少只有一个阉党的延绥巡抚朱童蒙。

    这位做派不同的文官自然引起了朱伟迪的注意，翻了翻档案，朱伟迪才发现这个朱童蒙在天启年间表现还算是不错。

    天启初年，那时杨镐的叔父杨渊怪熊廷弼不肯保奏杨镐，把熊廷弼押解进京，联手与熊廷弼不睦的御史冯三元、大学士顾慥、尚书姚宗文等上疏弹劾熊廷弼，说熊廷弼在边地假名增税，勒索小民，声言筑城御敌，实是误国欺君。于是天启帝听信谗言，将熊廷弼下狱。

    朱童蒙受命前往调查并督战。当时，边关情况紧急，多数官员都设法躲避，朱童蒙自告奋勇，载甲挟弓，策马出关，适逢大雪，平地雪深一尺，十日三战，最后告捷而归。

    朱童蒙经过调查后，比较公允地赞扬了熊廷弼在辽东的作为，只是在结语说熊廷弼以兵弱请求辞职是有负皇恩，罪大于功。调查的熊廷弼的罪名，朱童蒙一个字都没提，朱童蒙看似是两边都不想得罪，实际上还是偏向了熊廷弼，在此事上他处置得还算是公允。

    后朱童蒙巡抚延绥时，延绥镇敌情复杂，又因粮饷不足，军心不稳。朱童蒙多方筹措、相机调度，对挟赏要索者，坚决拒绝，拖欠者，及时查补，致使军中无饥寒，战士乐死战，累战累胜。天启帝诏封他为资政大夫，恩荣三代，文荫一人，武荫二人，并在莱城东厢为其立“五世恩光坊”。

    因为朱童蒙在天启年间曾经弹劾东林党人邹元标等在京师建的首善书院，被东林党人攻击贬官到东林党的地盘苏松为分守参政，之后更是有东林党人周起元弹劾朱童蒙行事暴虐非法杀死漕卒。这朱童蒙此后却是官运亨通，似乎是投靠了魏公公。

    朱伟迪查完档案后，经过一番分析，他觉得这个朱童蒙要钱少，延绥镇一直都很稳定，说明这人手应该不黑，从以往的资料看这人做事能力也应该不差，而他在东林党地盘上被攻击，东林党肆意污蔑的可能也不小。

    而首善书院那个烂事，朱伟迪也有些初步的了解，那个书院成天就是在讲道学，抨击朝政，大有结党的趋势，许多官员弹劾后天启帝将那首善书院封了，改成了祭祀辽东阵亡将士的忠烈祠。

    朱伟迪觉得，一帮伪君子居多的腐儒在那里大讲什么理学道德，这本就是件让人厌恶的事，这帮人自己大多就不干净，还成天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实在可笑。天启帝把这书院封了，改成忠烈祠，是件非常英明的事。

    反正朱伟迪此时也觉得，就算东林党没有污蔑朱童蒙也无所谓，那点谁也说不清的事情他也不是很在乎，在此时在漂没方面又比较收敛，又有不错的办事能力，这样的文官实在太少，不用他用谁。

    考虑良久后，朱伟迪决定让朱童蒙升任三边总督，节制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同时，朱伟迪还赐给朱童蒙蟒袍一件，以示恩宠。

    他上台以来，蟒袍赐得非常少。除了有功的阎鸣泰，就只有骆养性和满桂等三武将得到过这类的赏赐。

    朱伟迪上台以来，虽说没有打倒阉党，不过委以重任的如孙承宗、李邦华和卢象升都是东林这一侧的，如今将正牌的阉党朱童蒙提升到如此高位，倒是让很多人跌破了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