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六)

    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一篇:两汉易学评论

    第四章: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的时代环境

    第二节

    《汉书·京房传》所记皇帝让京房到地方一郡去搞他提出的政治主张，京房自感觉离开皇帝，就产生了恐惧，在离开皇帝去任上之前和路上所上给皇帝的密奏。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京房到陕地，又上奏说：“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日甚，唯陛下勿难还臣而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所上“封事”里满纸尽是阴阳、卦气、天象、灾异学说上的术语，给皇帝上奏章是满嘴的阴阳灾异之说，以陈述其政治观点。也不知皇帝能否看懂他的密奏里那些说法，这正是汉“象数占验易学”的影响结果。

    《汉书》里记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看来皇帝也受其阴阳占候的影响，而深信不疑。京房正是以术得到皇帝宠信的例子，汉帝国里的阴阳占候术数能不勃发么？

    不过汉朝没有留下如先秦那样的释解《周易》的文章书籍。京房虽有号称《易传》文章，可从《汉书·五行志》里看到那是讲阴阳灾异的东西，并不是解释《周易》一书的内容。

    《汉书·五行志》里记有大量的《京房易传》，我们现抄录一些虽标称《易传》之名，看是如何的传“易”之说呢？

    “《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卧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也，知时而伤，或从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

    “《京房易传》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郊牛角。’”

    “《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等’”。

    “《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

    “《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

    “《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从《汉书·五行志》里所看到的《京房易传》，不同于释《周易》也叫“十翼”的那个《易传》。这京房《易传》尽是讲“妖占”的东西，与“星占”属一个体系。“星占”是以天上的“星象”，来解释人间的“政象”。而京房的《易传》内容所反映的是看大自然中的反常现象来对应政治现象，这也是时代里的天人感应学说下的实证。《京房易传》虽名字称《易传》，实与释《周易》的《易传》是两回事。虽然所称《京房易传》，但内容不是解释《周易》的，而是妖占言语，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属妖言惑众的东西。

    而到东汉又是谶纬迷信泛滥成灾的时期。所谓“谶”，是术数占验预卜吉凶的隐语，它既有文字，又有图，所以又叫“图谶”；所谓“纬”，是衍经书的，即对儒家经典神学化的解释。

    《后汉书》里称：“是时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甚至于“光武避正殿，读谶坐庑下，浅露中风苦咳”。

    这光武皇帝，读起谶纬这些神秘的学说，到了何等的地步，要比孔夫子晚而喜《易》，韦偏三绝还要用功，这样自然是上行下效。皇帝读占验神秘之学如此用功，而底的儒学者，能不呕心沥血的去发扬光大术数占验的理论与研究么。

    而东汉还有一位被现代人大赞与称颂为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可是与他的著作《论衡》一书里宣扬的“命理”学说不相称。正是王充为后世命理学说理论的鼻祖，你若不信可研究《论衡》一书，再结合唐、宋、明、清的八字命理书，就明白了王充《论衡》一书的实质内涵了。可以说王充阐述的“命定”学说，为后世八字批命，替代八卦批命，立下了“不朽的贡献”。而正是八字命定之说，把国民进一步引向愚昧与深渊，也把国家引向深渊。应当对王充《论衡》一书里的“命理”学说给于揭露与批判。

    而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在汉时期因阴阳灾异易说而销声匿迹，讲阴阳灾异讲的过了头，也把汉帝业讲到了尽头。

    汉代象数占验筮术的勃发，正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从“天人感应”(先秦天命神学的深化)到“谶纬神学”思想下的产物。

    汉代儒学中的神学思想来源于古代的原始巫术迷信，及战国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秦汉之际的方术思想。汉代儒学神学化产生于汉武帝时期，经过东汉谶纬神学的发展，最终在东汉章帝时期完成。

    为适应汉武帝皇权专治的政治需求，董仲舒既发展出“天人感应”思想，建立君权神授论；又吸收“阴阳五行”思想，神化封建等级秩序。董仲舒的神化儒学被发展为谶纬神学，并得以广泛应用。

    阴阳、五行既成为帝制时期里术数的伪理论根据，又是帝制时期里术数上的使用工具(《中国方术大辞典》把凡是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以行占卜之术的，皆纳入术数范围。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八字批命、拆字、起课、堪舆风水、择日等等)。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无疑成为帝制时期里人们迷信术数的动力之源。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既上天与人间是相互感应的，也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传》)的理论体系。

    如皇帝去泰山封禅(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就认为会感动上天(帝神)，给地下降福祥(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均去过泰山封禅)。如民间人们求雨，认为上天感应就为人间下场雨。

    进入帝制时期不但不反对占卜，而且更是张显了天人同构”的神学思想，已不再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反对占卜迷信思想，帝制里不需要理性，更是排除真实孔子的易学理性思想。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正是两汉时代里天学(天命神学)风气环境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