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三十一)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五章《周易》卜筮说 第一讲:《周易》能不能卜筮？历史上史巫又是如何用《周易》卜筮的？ (兼论传统“八卦”筮术的揭示与批判) 第五节:(续)简要说明《左传》中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十一个筮例的筮法 ⑻《召公五年》：“初，穆飞之生也，庄权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 此筮例中的《谦》是春秋《周易》文本中《明夷》里排第一的繇称。而此例中主要是以《明夷》和《谦》的画符号的八卦取象，又结合筮出的变繇之辞，即《明夷》卦里的第一繇辞来类比、附命、联想所问事项的吉凶。 ⑼《昭公七年》：“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 这一筮例里孔成子和史朝想废长立幼，又是托梦，又是卜筮，只不过是找借口罢了。 总之，占卜是个借口。以《周易》里的文辞，来附会所问的人事吉凶，无疑形同于胡说八道而已。 ⑽《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此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此例中的“《坤》之《比》”。《比》则是春秋《周易》文本中《坤》里的第五繇称。而此卦例中：“《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正是春秋《周易》文本里《坤》卦中排第五的繇辞。即“黄裳元吉”。而今本《周易》“坤”卦中的第五爻辞，一样是“黄裳元吉”，只是以“六五”为爻题。 此例占筮出《坤》卦里的这一繇辞，就以此来断吉凶。南蒯通过得出的“黄裳元吉”，就认为自己所想干的事情，也就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则不那么认为。子服惠伯却有另一凡的认识来解读《周易》，认为“易不可占险”。即认为有德行者可占，而无德行者，就是占出的是吉卦，也不会是吉的结果。 ⑾《左传·哀公九年》里记载的一卜一筮案例：“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它。’ 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我们把这一段内容译成今文来读一读： “晋国的赵鞅为救郑国而问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兆示。这占卜者是史赵、史墨与史龟三人。 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发兵。利以攻打姜氏，不利攻打子商。攻打齐国则可以，攻打宋国就不吉利。’ 史墨说：‘盈，是水泊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能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 史赵说：‘这兆示叫做河水溉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它事情就不知道了。’ 阳虎用《周易》筮之，得到《泰》之《需》，而说道：‘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与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呢？’于是晋国就不出兵救援郑国。” 《左传》里记述的这一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是发生在春秋末年。其背景是，赵鞅（即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后在晋卿内部争斗中，逐步掌握权力，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哀公九年（公元前481年，第二年进入历史上划分的战国的时间段）是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诸侯国间已然是战争不断，这年齐国要攻打鲁国，春上齐国派人到吴国辞谢出兵，而吴国并没有马上出兵。这时郑国有一位宠臣要求取得封地，可是已没有地方可以分封给他。这位宠臣提出了一个方案，取之于外国，郑国国君就答应了这一主张。所以郑国出兵包围了宋国，目的是要掠夺土地。郑宋两国开战，但郑国却吃了败仗。到夏季，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宋国又出兵攻打郑国。到了秋季吴国为了防御楚国的进攻构筑城防。这时晋国的赵鞅，也想参加到战争的行列之中，想出兵救援郑国。在出兵救郑一事上，先用占筮来看神示出兵的吉凶。这就出现了先用占后用筮这两种问神形式，看出兵的吉凶后果。 郑国挑起战火，反而吃了败仗，又被宋国出兵攻打着。为何晋国要出兵救援郑国呢？春秋末年，晋、齐、楚、秦、宋、吴、鲁都是大国，也都想争霸于诸侯。而像陈、郑、蔡等属于小国。郑国是在晋国的南面，楚国的北面，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宋国又在晋和郑国的东面。现在宋国进攻郑国，若郑国有危险，晋国就会暴露在楚宋两个大国的前面，从战略上对晋国来说是不利的。郑国有危险的话，对晋国来说这叫唇亡齿寒。所以晋赵鞅要考虑出兵救援郑国。但在迷信的国度里，人们并不相信自身，即不想信自身的判断思维能力，而相信神灵。按贯例遇事先占卜，听信于鬼神的说法。赵鞅就让先用占卜，出现的兆示是“遇水适火”。 赵鞅听过三位卜史对想出兵援郑的议案给否决了。也许春秋时期出现的八卦筮术，是一门先进的“技术“。龟占后还要来一次“八卦”筮卜。赵鞅的一个谋士阳虎也就用《周易》占筮，阳虎为主子筮出的是《泰》之《需》。 首先认识一下阳虎是何许人也。阳虎也叫阳货。《论语》目录上就有“阳货第十七”这个名目。开篇内容是：“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个要见孔子的阳货，孔子不愿见他，这人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阳虎字叫货。孔子见阳货送来了礼物，也说不过去不去见他，就等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他。孔子心想，反正我去拜访过你，是你不在家，可不怨我。但偏偏孔子在去拜访阳货的路上相遇了。阳货就和孔子对起话来。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一谈”。接着又说：“自己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这能叫做仁吗？”阳货又接着自问自答：“不能，自己喜欢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叫做智吗？”又自答道：“不能，时光在流逝，岁月不待人。”孔子说：“好吧，我准备做官了。” 大概孔子已知阳货的为人品行，孔子无奈而塘塞阳货一句话。阳虎原是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是鲁国掌握政权的贵族，鲁国的三桓之一。是鲁公少子季友的后裔），扶持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国政，权势很大。后来他要废除三桓的势力，反被击败，出奔阳关，先到齐，后又经宋奔晋，为赵鞅的家臣。这做家臣的，就是谋士，看来是得会占筮术。 《左传》记载了阳虎用《周易》替主子算一算该不该出兵援郑。“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左传》一书里记的阳虎用《周易》筮之与周太史用《周易》（即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方法应是一样的。但周太史筮之是直接引用“《观》之《否》”里的一句“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解读问卜者的身后命运。虽然阳虎也是用《周易》筮之，筮出的是“《泰》之《需》”，但这“《泰》之《需》曰”的话，而是阳虎通过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为繇称里的繇辞，并转换成阳虎的认为而说出的话来。不同于周太史是先直接引述出《观》里的《否》繇称里的一句繇辞，而进行解读陈完日后的命运。不过阳虎根据“《泰》之《需》曰”里的繇辞，同样联想出不能出兵援郑的结论来。 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作繇称里的繇辞内容是“帝乙归妹，以祉，无吉”。阳虎是通过“《泰》之《需》”里的繇辞转换成自己的话说出来。故不能认为，《左传》里记的“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的这些内容是《泰》里《需》繇辞中的内容。 阳虎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是《泰》中的《需》繇辞。不过阳虎已把《泰》中的《需》繇辞对所卜问的援郑事情进行解读后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了。即“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这是把《泰》里的以《需》为繇称里的繇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而分解成他认为的“宋方吉，不可与也”的联想比类根据上。 阳虎算出的“宋方吉，无可与也”的理由，正是通过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泰》中的《需》繇辞“帝乙是妹，以祉，元吉”中得出的“天机”。阳虎只用这《泰》里的一繇辞来解读是否出兵援郑吉凶可否。而没有运用《泰》里的“六联体”符号的“八种”取象，也没有运用《泰》里《需》（繇题）符号中的“八种”取象来做一番出兵援郑的可否推论。而单用一条繇辞就看出“宋方吉，不可与也”的“天机“来。阳虎筮出《泰》卦中一繇辞（即排第五的繇辞）来断事情。巫史把《周易》改造成筮卜之书，所以《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被巫史当成筮卜的繇辞了。这阳虎是用《泰》里的《需》繇辞里的话解读出兵援郑于否的吉凶依据了。我们今天打开今本《周易》，看到《泰》卦里的第五爻辞已然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是一字不差。 《周易·泰》篇中出现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历史事件来阐明事理。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妹，嫁给周文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联姻政治事件。 《周易》里《泰》篇里引述历史上商朝与周族政治联姻的事件，来阐明论述的一个政治道理。《泰》篇讲述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道理，用现在哲学术语，就是讲“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道理。而春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断章取义的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阳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龟为主子进行龟占后。而阳虎又用《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称中的繇辞。阳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出不可援郑的“道理”来。阳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阳虎直接从《泰》里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出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按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出兵援郑，应看筮出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阳虎所筮出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按理不正是兆示着一种上上大吉的好兆头吗？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阳虎调转180度，却做出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郑。这阳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出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出“元吉”的结果么？可阳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套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子启的后代。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子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子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出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子启，可算卦得会联想，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出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龟占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子也就只能听命于龟筮了。 《左传》里记述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被龟筮否决了，不过这一次的龟筮决断结果在《左传》里没有下文，不象第一筮例中周太史为敬仲算的那一卦，却有下文，《左传》里记述八辈子后敬仲的后代“代陈有国”了。而这一次的占与筮结合只是否决了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而并没有下文，若不出兵援郑有什么后果，即没有验证这龟筮结合而占筮的结果是否应验不应验。 通过这些占筮例，看到这种的联想“推论”人事的吉凶，现在看来形同于胡说八道。这难道就是神秘的八卦筮术么？现在还被不少的算卦“大师”说成《周易》或《易经》神断，成为可知吉凶祸福的不二法宝。难道当今的那么多的《易经》风水、算命大师居心何在？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么？ 而在春秋时（从《左传》里看到的）龟筮那可是一种议政、参政的一种制度上的传统习惯。这种龟占与筮卜成为了准神权，也成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 东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渊源，这一时期，即公元前482年（哀公九年），而希腊早在一百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颁布了《德拉孔法典》，到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在进行改革中其中有一项是设立四百人会议，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之分，第四级是没有财产而靠打工为生者）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梭伦建立了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并打破了以往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正是西方文明火种燃在雅典，成为这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西方之源。而这时的东方，还处于王权血缘贵族分封体制，还处于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给占筮这些巫职人员来决断。在这个地球上的东与西简至是两重天，是什么在背后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意识，这些本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想想春秋时期，那些诸侯王国里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由那些龟占与筮卜的神巫人员决断，而通过的是那种的“推论“，而求出事物的决定结果，真是荒谬透顶，也真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又是真真确确的历史，是中国人走过的很长的一段历史。 这种世界观与方*论不但支配着先秦时期的王权社会，还支配着后封建时期的帝王专制社会。而且由龟占发展出八卦筮卜，八字命理，阴阳风水以及各种神秘思想，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左传》里记载了龟占、筮卜，难道是给世人指明决疑时效法么？《左传》能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成为国家教育上的垄断教课书，成为培养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又是何等的荒谬么？ 而后封建社会里把那些“经”书里的八卦筮卜比类联想人事吉凶，当成“真理”去看待。在后封建社会里的二千多年的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的精英们，难道没有看破算卦上是如何的断吉凶么？自然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而是世世代代的去研究与学习，并得到不断的发扬与光大。而今且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国学）大有复兴之势，这是为何呢？ 我们通过所举《左传》一书反映春秋时期的两个筮例的详解，已知那时史巫是如何的所谓用《周易》筮卜之人事的吉凶。也已知那是用“八卦”筮术结合被篡改后的《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进行的筮卜。也已知那种“八卦”筮术的起卦与解卦方法，既无任何神秘可言，也是一种荒谬的思维方法，是非理性的东西。 至于《左传》里的十三个筮例，除两例是“八卦”筮术的另种筮术版本，而十一例筮例，确实是用原创《周易》一书，被改造成繇式（即春秋《周易》文本）结构形式的书，被史巫用于占筮人事去凶。 《周易》原创结构内容形式，是画符号加文章内容。而春秋巫史把《周易》改造成繇式书，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改为卦画符号与卦名称，又把《周易》每篇的内容，改变成卦辞与繇辞形式结构。更主要的是把“六十四画符号”附上了“八卦”取象的内容，把《周易》改变成为“八卦”筮术里的繇辞内容。 从先秦的“八卦”筮术发展过程来看，《左传》一书反映的筮例，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的最早卦学结构形式。到帝制初期又出现了以“六·九”记每卦的爻辞内容的结构形式。 而又可以从考古上发现的汉简上出现的进一步对“六·九”爻式结构的《周易》卦书进行的改造，而增添进去认为可适应于对人事筮卜的卜辞。这是由考古上发现的阜阳汉简改造版筮术形式《周易》所足证的。 《周易》一书从先秦时期被史巫不断的改造，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只能说是史巫错把《周易》当筮书而用了以后，感觉不适应于筮问人事吉凶，才进行不断的改造其结构形式，以至于对内容进行改造，而最后又不得不放弃掉使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筮辞的那种做法，而由八卦纳甲筮法所代替。 由此我们来回答:《周易》能不能卜筮？显而易见《周易》是不能卜筮的(本身就没有能卜筮的东西，中国传统上的占筮算卦本属巫术上的东西)，《周易》本身也不是卜筮之书，前面已讲过繇式《周易》是被篡改过的文本。那么再回答:史巫是如何用《周易》卜筮的？由上对《左传》里记载的史巫用《周易》筮之的例子，也由此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离不开六十四卦符号和八卦取象，即《周易》里那套符号被史巫衍生为筮术上的一套必用工具，那套符号工具犹如套子、筐子，才阴差阳错地把《周易》文辞当筮辞装进那套八卦筮术的“套子“里。由上我们也看到史巫如何把《周易》文辞当筮辞卜筮人事的可笑行为。 故到汉朝时期，完全抛弃掉先秦的那种八卦取象，结合《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卜筮的做法。因为卦师完全明白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无法适用算卦，其内容并不是讲财运，寿命，祸福，儿女，出行，下雨等等。史巫们，也多多少少能从《周易》里看出一些讲义理的东西，但又无法认识解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问题，把那套符以为“神”，才阴差阳错地把《周易》篡改成“繇式“文本，后来又进一步改变。正是《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让其背上曾被史巫算卦的黑锅，这黑锅已背就是二千多年。 人们也只能认为《周易》是亦理亦筮的东西了。随着“八卦”筮术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时京房在传统“八卦”筮术基础上进行了改造，还是通过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抛开《周易》，而把天干，地支纳入那套符号里，即创出了“八卦纳甲“新的筮法。用干支上的五行进行生克而产生出“六亲”的社会模式，而取代了先秦时期用《周易》一书中的文辞当占辞的筮术方法。这在“八卦”筮术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将《周易》一书的内容从八卦筮术中剥离出去。自此以后京房建构出了新的八卦筮术，即八卦纳甲筮术取代先秦《左传》里记载的那种八卦取象并结合《周易》文辞当占辞筮法。从帝制时代至今在算卦上却也没有人再以《周易》做为算卦书而用，算卦上皆以京房创立“八卦纳甲“术。 由此而知“八卦“筮术，本是由《周易》一书里传承的那套符号衍生出的筮术，并篡改《周易》为卜筮的繇称格式，“八卦”筮术开始是寄生于《周易》身上。后来“八卦”筮术脱胎换骨独立成型，而成为中国二千年来唯一不变的算卦术。故八卦筮术本身有其生成与演变的历史，并不与《周易》是一回事。正是历史上由《周易》里那套符号而衍生出的“八卦“筮术，才使《周易》背上了黑锅，才是《周易》蒙羞的历史根由。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述“八卦”筮术的历史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