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天命在汉不在夷（五）
我在江湖做女侠第一卷笑傲江湖第一百八十四章天命在汉不在夷如今的匈奴、鲜卑、乌桓、羌诸族的问题，都要从记忆中的历史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这是族运之争，决定千年族运的争夺，而这方才是这个世界，杨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 命运掠夺的气运，也就是这千年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气运。 只要杨伊能厘定这千年气运的归属，那么命运怀揣的那些气运，也不会被它支配了，这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方式。 至于百战，那只是一个幌子，杨伊怎么会在规划好的棋盘上下这盘棋呢？ 几个世界的积累，让她窥破了这场征战，最终胜负的方式，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以心决胜。 这本来就是一个个虚幻的世界，若是杨伊还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战百胜，随着命运的逐渐加码，她必然会有翻车的可能性。 这怎么允许！ 所以，在不知不觉间，杨伊将这一次的比拼，演化到了极致，一举决定千年族运的演化归属，而这之后的千百年间，所有的王朝沉浮，诞生的人道龙气，都将被她一举吞下。 这由不得命运来做主了，他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仓库里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个个王朝，它们有自主选择归属的权利。 坐镇在襄阳，但是杨伊却望向北域，这一局，她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千年族运之归属，而脑海中，那无数的历史片段，就是她胜负的关键。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军用武力降服了准噶尔蒙古部落，彻底瓦解了蒙古人对清朝的威胁。 但必须要看到，清朝绝不是单纯通过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还辅以了系统性的政治手段，正是这种软硬兼备的策略，才使其再无“北患”。 清朝对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广的大概就是“减丁制度”和“藏传佛教”。 实际上的“减丁制度”根本就是个谣传；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为，《外蒙古行记》中谈到，当地蒙古人曾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清王朝长期统治之后，而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这段话从数据上根本站不住脚，每个时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诸多夷族加起来也就五百万左右的人口，而这就是草原容纳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样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只会少不会多。 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满于清王朝的统治，为仇恨而宣扬的。 而且，从从史料的角度上说，也没有任何可以佐证“减丁政策”的蛛丝马迹，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实。 而另一个主要观点，藏传佛教的影响到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藏传佛教的兴盛，显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过宗教施加影响是一个更柔性的因素，因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说中原地区也曾流行过外来宗教，但宗教并没有深刻改变中原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更何况，蒙古地区从原始的萨满教转向藏传佛教的进程，从蒙古帝国时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候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还远远没有出现。 所以，只能说满族人有意识的借助了它的影响，而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选择，二者间的主次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 自从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彪悍的蒙古铁骑就像狂风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但必须得承认，当时的蒙古帝国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设实在是不值一提；别说高等级的文明特征，就连文字都没有，宗教也停留在杀生祭祀的原始阶段。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当地文化同化。 进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汉文化，中亚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贱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以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