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七、幸运的苦命人

    那天晚上，为了林琳的事，高真半夜12点才离开家好。已是午夜，大巴早已停驶，中巴也不多了，只好打出租车了。

    路上已几无行人，路边那些美化、亮化的彩灯、椰树灯、礼花灯等等也都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只有那些夜行车还在穿梭。仔细看看，大部分是些出租车。高真心想，每个城市都有许多辛勤如工蜂的人在忙忙碌碌，他们往往流汗最多，收入最少，但却又是整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你都不敢想象一旦没有这些人，社会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而鹏城这种移民城市尤其如此。有个收入很高的文化人曾内疚地说：这里的物质财富很大程度上是由千万个来自祖国各地的劳务工创造的。一茬又一茬的劳务工将青春汗水留在这里，他们得到的回报之微薄众所周知。据说，有十年了，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涨多少，包括加班费，每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这还算好的了。然而，另一些人，包括我，工资涨了多少？是百分之几百！

    这是吴冷兰推荐给她看的一段话。就这个问题，她俩曾大发感慨，以她们现在所从事的家政业来说，则甚上加甚。那些保姆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工资是劳务工中最少的，只有500元左右，不够有钱人一顿饭钱，但却往往服务于社会的中上层。那些人有时会一掷千金，但却不会给保姆增加哪怕50元的工资。于是，她们这些家政公司的承办者、管理者就像一枚针一样，在中上层和最下层之间穿针引线。这些线有的平直无缺——那是因为保姆在雇主家以自己的勤劳、忍让和为人，赢得了雇主的信任与认可，合同签成后就安安稳稳地在一个雇主家勤勤恳恳地工作；有些线却疙疙瘩瘩，一次次断掉又接起来——那或是因为保姆自身的问题，总是得不到雇主的认可；或是因为雇主的问题，过于挑剔和苛刻，总是留不住人。比如，匡翠芝这条线，疙瘩就特别多，当然这都是听吴冷兰介绍的。不过，没有疙瘩，她也许还不知道这个人，那些干的安心的既不会回公司，雇主也不会来电话。

    想到匡翠芝，一些片段又跳进高真的脑子里。

    朱雅琳辞退了阿香之后的第二天，带孩子来公司挑选保姆。看了匡翠芝的资料后，很满意匡翠芝对自己的自信：“本人有爱心，可以带小孩，对宝宝的喂养、洗澡、智力开发及副食的添加和疾病的预防与处理有经验。”

    “能叫来我看看吗？”

    吴冷兰把匡翠芝叫了过来。匡翠芝很有礼貌地向朱小姐问好，跟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却白了她一眼，爱搭不理的。

    朱雅琳问了匡翠芝一些简单的问题，如哪里人，老公在哪里做什么，以前的雇主是哪里的，工资多少，做菜的口味如何等等，匡翠芝回答的都很得体，朱小姐很满意。

    “今天可以带走吗？”

    “可以。小匡，收拾一下跟朱小姐去。”

    谁知，把自己写的那么好的小匡，第五天早上就打道回府了。

    朱雅琳在电话中满腹委屈：

    “我在单位好歹也是个负责的，还没人对我说过‘真折腾人’，却被个保姆这样说。我觉得受不了，让她回去了。”朱小姐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她以前的保姆每天早晨烧半壶水晾到七点半，水不烫了，再倒进孩子的水杯里，让孩子带到幼儿园去喝。今天早晨刚刚七点，小匡就想灌水，她给制止了。因为水还很烫，滚水灌进塑料杯里会析出有害物质。匡翠芝一早上手忙脚乱、没有条理地干，直到孩子进了电梯时才发现没带水，再回去灌水就要耽误校车了，她就批评了匡翠芝几句。谁知，电梯门将要关上时，她从门缝里听到一句：非要七点半才能灌，真折腾人。送完孩子她返回家，看到匡翠芝有抵触情绪，觉得作为雇主没有必要迁就一个保姆，特别是还出言不逊，就对匡翠芝说你看你是留下呢？还是离开。没想到，匡翠芝一点面子也不给她，直通通地回答：我回公司。

    匡翠芝回到了公司还满腹牢sao：这个朱小姐家160多平方米，家具全是白色的，一天要擦两遍；洗衣服全用手洗，连窗帘也用手洗，还规定一周一次；小女孩整天卡着腰奚落我；给孩子带的凉开水必须是早晨六点半现烧的，必须晾到七点半才能灌进水杯，早一点都不行。早上事多，谁能光等着到七点半灌水，一忙就忙忘了，就这么一点儿小事也不至于就炒了我吧。

    两人说的基本上没有出入。对于雇主连窗帘也要用手洗这一点儿，高真表示同情，但却不敢当着匡翠芝的面指责朱雅琳，因为这会让她产生一种误解：公司也为我撑腰。从而会造成保姆与雇主的对立，最后受损的还是保姆。因此，作为管理人员，高真和吴姐都很注意在家政工面前维护雇主的形象。

    但是，对于小匡工作不到位，不接受批评反而指责雇主真折腾人这一点，高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我们在雇主家就要按雇主的要求去做，更何况雇主的要求没有错，滚水灌进塑料瓶的确是有害的。你由于没有养成习惯工作不到位，受到批评时虚心接受并表示改进才对呀，怎么可以反过来指责雇主呢？这不明明是无理取闹吗？”但高真心里却在想：现在这些mama都怎么了，她们小时侯渴急了可能会对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可她们的孩子却连过夜的凉开水都不能喝；她们那时可能只有一、两套衣服，每周才能换一次，她们的孩子却要每天换几次；她们那时可能全家人用一个脸盆，她们的孩子一个人却要用四个盆：洗头、洗脚、前屁股、后屁股；她们那时能吃上个不知放了几天的陈面包也美的不得了，她们的孩子吃新鲜面包时却要把皮剥掉，理由是包装工用手拿过不卫生；她们那时玩到哪坐到哪，而她们现在家里的地板一天擦几遍，还要用地板清洗液、消毒水……

    匡翠芝说：“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趾高气扬看不起我们，居高临下指责我的样子。我做人是讲原则的，人与人是平等的，凭什么她可以凶我，我却不能反驳她？”

    高真一听又好气又好笑：

    “凭什么？就凭的是她出的钱！你是去挣她的钱，不是去给她送钱。你到她家里，她就是你的领导，就像在她的单位她是她下属的领导一样。作为下属，接受上司的领导天经地义，不能因为讲平等，下属就可以领导上司，也不能因为讲平等，下属就可以顶撞上司，你这个原则是哪儿跟哪儿呀！你搞没搞清楚什么叫原则呀。都像你这样讲原则，社会还会有正常秩序吗？而且，人家已经搬了梯子让你下，你却连个面子都不给人家，认个错就那么难吗？”

    匡翠芝终于点头称是，检点自己的确有错误，表示今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匡翠芝后来还是接连又犯了两次这种错误。

    一次是在一个自称在香港工作华小姐家，小匡说那老两口总是监督她的工作，吹毛求疵。而且总是嫌小匡的工作方法不对头，让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其实这一点也没错，保姆就应该按照雇主的要求去做，哪怕雇主说的是错的，只要他认为对就行。问题是碰上了匡翠芝这种坚持“原则”的保姆，自以为是的本性使她难以迁就别人，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那天拖地板，老先生又唠唠叨叨嫌匡翠芝冲拖把的方法有问题，她实在不耐烦了，就回了老先生一句：“不跟你说，跟你说不清”。

    哪有保姆这样对雇主说话的，结果可想而知。

    高真得知匡翠芝被辞退的原因又是因为顶撞雇主，气得对她说：看在吴姐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做保姆了，当老板去吧。那样，你就永远是对的。

    谁知，在下一个雇主家，她不仅顶撞雇主，甚至把雇主都气哭了。这次就不光是坚持“原则”了，而是多了一点也不干。跟先生去买菜，借口提不动，只带一点儿回来，让先生提着一大箱东西再去办别的事；先生小姐都在家时，她就不看孩子，理由是：你们闲着干什么？先生小姐晚饭后出去放松一下，让她在家里带孩子，惹来她一肚子牢sao；最后发展到周六、周日，她建议先生小姐带孩子出去玩顺便在外面吃饭，给她时间让她去做钟点工再挣一份钱；为了省事，搞一大盆凉拌菜放在冰箱里，让这两个不习惯吃凉拌菜的潮州人望而生畏；小姐要求给孩子洗澡的水，要烧开后放凉再用，可每次要用时才发现又忘了烧水；批评她几句，她反而说小姐穷讲究，找麻烦，就为这小姐气得哭着打电话投诉。

    这个公司的老家政工，高真现在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匡翠芝了，才十几天的工夫，她进进出出好几次了。

    家政行业的确有种不同于其它行业的怪现象。在其它行业，那些表现突出的人物往往是公众人物，他们因为业绩突出，人际关系处理得又好，得到上上下下的认可后才被评为先进的。而家政行业那些表现突出的保姆，却往往是谁也不认识的角色，有些资历浅的管理人员也认不得她们。因为，她们一般是服务于一个雇主后便不挪地方的。相反，那些家政工们及管理人员们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恰恰是些不安定分子甚或落后分子。她们或是嫌雇主家的活累，或是嫌雇主家老人不好相处，或是嫌雇主不给加工资，或是处处按自己的标准去做，我行我素，终于成为家政公司的常客。今天回来了，住几天下户了，没几天又回来了。套用那句名言是：下户——回来——再下户——再回来——直至回家。当然也有些家政工在一次次被退回的经历中反思自己，改进和提高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优秀保姆。

    一路走，高真一路想。

    刚刚才十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退款、退单、派出所传、雇主找、家政工骂、受骗的人磨，天天忙到半夜，高真真觉得有点儿吃不消了。她想起当初吴姐建议她承包这个公司时，给她分析过，这个在鹏城也曾名噪一时的老公司，有一个稳定的雇主群和保姆群，这是那些新公司和小公司望尘莫及的。关于这一点，这几天她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在得到便利的同时，问题也会接踵而至。特别是没想到李云这个满嘴为穷苦姐妹谋利益的女人，竟然会卷走了“穷苦姐妹”的钱，遗留下这么多乱糟糟的闹心事，后面肯定还有不少问题，只是现在还没浮出水面罢了。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一个处处被人呵护的环境里，从小不知愁滋味，从小就有一笔祖上的遗产，后来又得到一笔亲生父母落实政策的遗产，当人们还认为万元户可望不可及时，十几岁的她已是几十万元户了。工作后收入也不低，特别是那几年当主刀医生的额外收入，就是不工作，这一辈子都吃喝不愁。现在突然陷入这么一个混乱复杂的局面里，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有错。

    高真的身世很曲折，但她自己的经历却很简单。

    她现在的爸爸mama是养父母，她自己的亲生父母祖上都是富甲一方的人物，在苏州城里颇有名气。她父母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处在小桥流水旁的房产，经常出现在名流画家的笔下，或进入各种摄影家、旅行者的镜头。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从事文艺工作。文革初期，文艺战线的人受迫害首当其冲，她父母也难逃厄运，尤其又有那样的家庭背景，于是双双入狱。母亲当时正好怀着她，不久，母亲在狱中生下了她。造反派并没因她的出生放过刚当上爸爸的人，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天，一枚大钉子钉进了她爸爸的头顶芯。父亲为何遭此毒手，至今都是个谜。牢友们怕她母亲承受不了，想方设法瞒着她母亲。但到她出生的第八天，母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噩耗，从此断了活下去的念头。那天半夜，她趁难友们熟睡之际，在小高真的肚兜上写了一份遗书留给她现在的这个mama，然后用裤腰带在窗棱上自缢而亡。

    养母把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嚼烂了喂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但襁褓中的婴儿根本不会吞咽。在难友们的强烈要求和抗议下，造反派买来了奶粉，才保住了高真的小命。

    幸运的是，过了不久中央有了新政策，造反派放出了这些“牛鬼蛇神”。几个难友争着要把她抱回去抚养，现在的mama劝大家不要争，一是她只有一个男孩子，家庭负担最轻；二是有比较殷实的家底；最重要的是高真的亲生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因为她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不能辜负朋友的期望，便坚决把小高真抱回了家。

    养母后来虽然又生了两个男孩子，但仍然把她当宝一样小心呵护。为了不至于因弟弟委屈了她，更为了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以对得起她九泉之下的父母，养父母将她送到上海的小奶奶处。

    养父母的祖上也是有钱有势的人物，爷爷娶了两房妻子，大房留在了乡下，二房带到了上海，在上海最值钱的地方买了房产。解放后，经过几次三番的改造、运动，最后只剩下十几平米的私房。此时，爷爷已撒手归西，大奶奶被养父接到了苏州，小奶奶仍在上海，靠落实政策归还的房产过着悠闲的日子。小奶奶一辈子没生养过，把高真既当女儿又当孙女，千般宠爱万般呵护。高真上小学时总赖着奶奶抱她去上学，不然就不去，十几岁了还让奶奶满大街追着喂饭，养父母都身居要职，经济上非常宽裕，爸爸每个月来一、两次，每次都给她带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到了上高中时，mama认为那么大的女孩子应该严加管教了，于是她回到了苏州。

    早在她八岁时，亲生父母就被落实了政策，她得到了十几万元的赔偿金。年幼的她想法也幼稚，人家通知她去领赔偿金时，她拒绝签字领钱，而是哭着喊着要人家把爸爸mama还给她。回到苏州后，从养父母口中得知亲生父母屈死的真相后，她一次次到有关部门要求将父母追认为烈士。得不到答复，就坐在人家办公室不走。有关人员被这个倔强的小姑娘打动了，再加上她父母的确死的冤枉，就追认了她父母为烈士，把她父母的骨灰迁到了烈士陵园。

    每年春节和清明，到烈士陵园去给她的父母扫墓，成了她养父母家一项必行的仪式。

    上高中期间，由于她的开朗活泼、聪明能干、任性机灵，再加上她奇特的身世和财产，虽然不太漂亮，却也成了众男生的追求目标，最终接到绣球的是一个英俊高大的男孩。这个男孩子叫陆新，与她的家境不可同日而语，家里既无地位也无房产，她看中的是他的俊气和才气。养父母虽然多次劝说，但怎奈少男少女一旦情窦初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养父母才改变了对陆新的看法。

    那是高真18岁的一天，正打着篮球的她突然直挺挺地倒在篮球场上，校医赶来时，她已经没气了。大家七手八脚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一看，连抢救也没实施，直接用白布盖住她送进了太平间。从急救室到太平间很远，一路上颠颠簸簸。到了太平间门口，盖在白布下面的脚突然抽动了一下。细心的哥哥发现了这一异常，马上告诉了医生。医生半信半疑地把白布拉开一点儿，发现高真睁着眼睛正莫名其妙呢。大家欣喜若狂，哥哥蹬上摩托车就去喊mama。当时mama跪在生母的坟前已经哭成了泪人，直埋怨自己太粗心，没照顾好女儿，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