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稻种植源地之一

    世界上究竟是谁发明了种稻？这个问题至少在学术上已经争论了100多年。上一个世纪，有些外国学者以为种稻的发明权应归于印度人，也有的专家从稻的语音考源，认为最早的种稻人为印度支那的泰国或越南人［1］。以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出名的日本学者蓧田统，在他7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也认为中国稻是由东南亚顺海岸传过来的［2］。

    但是，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遗址的发现，使这些推断和设想都令人怀疑了。那里出土的稻谷，使中外学者不得不重新下结论，最早的种稻人，应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原始居民。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被认为是我国史前考古近几十年来的一大奇迹。这是距今7000年前的一处原始人居住的遗址。在这遗址中，发现了当时人的住宅和水井遗迹，大量的陶器和石制骨制工具。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稻谷和米粒。据考古学家叙述，那儿地层中的秕谷、谷壳、谷粒和稻根、稻秆堆积的遗物，

    厚度平均达40—50厘米，计算稻谷总量当在120吨

    以上。几乎在当时人居住的建筑遗迹里，到处都有稻谷存在。不少原始居民炊煮用的釜底，也有不少残留的米粒锅巴。有些水稻遗物，色泽鲜黄，外形清晰完好。［3］这些丰富遗存，完全证明了早在7000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已经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他们已经把稻米作为主要食粮。

    我国考古学家和农学史专家作了科学的分析比较，认为河姆渡稻谷，不仅是我国发现时间最早的稻谷，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4］这一稻谷，比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的稻谷，还要早几百年。

    除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稻谷外，近30年来，我国南方还有多处古稻谷的发现，如江苏吴兴的钱三漾、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泽、云南元谋和广东曲江马坝等地原始遗址，都有古代的栽培稻谷出土，共约二、三十处之多。据测定，其中距今6000年以上者，即达3处。我国考古学家严文明，汇总了上述所有资料，写出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指出：“把迄今获得的考古资料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比，最早的水稻仅限于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然后像波浪一样，逐级地扩充到长江中游，江淮平原，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下游，最后完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仍是我国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5］

    我国人民最早种植水稻，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水稻在我国推广不久，很快就传到了东亚近邻一些国家：大约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国水稻北传朝鲜，南传越南。2000年前的汉代，中国粳稻东传日本［6］，随后又传到菲律宾。在公元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新大陆发现后再由非洲传到美洲以至全世界。［7］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中见到了水稻遗存。它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证据，也是现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资料之一。毫无疑问，这里的发现对于稻作农业发生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经14C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在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1---0.75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更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尽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其时代并不晚于中国。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东南亚均有分布。难道在这样的范围内就只存在一、二个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吗？其次，人类的社会性生活，同时期不同区域间人类的相互往来，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转达或普及到较边远的区域。那些力图将其中主动与被动各方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努力，在多数情形中都只是一种逻辑推导，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大差距。再次，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驯化到原始农业的形成，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独立发生亦或交互影响的形式都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设想某个中心区域会单独直线地完成那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因此，探讨农业的起源不能仅着眼于一些狭窄的区域。由过去的资料所观察到的那些少数“中心”，或许更应该看作是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世界范围农业的起源一样，也不是少数地区的孤立现象。对此，下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东部大陆距今1万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遗存，依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别，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华南目前虽无栽培稻的直接证据，但普遍认为那里与东南亚一带类似，应有薯蓣和芋头。在长江流域，无论彭头山文化还是后起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遗存，都以种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以粟、黍为农业品种。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历史产物，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通过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迄今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而应进一步理解为是中国东部大陆已进入农业时代的标志，是农业在气候等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尚未发现之前，河姆渡早期数量巨大的同类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稻作农业可能发端于长江下游的认识倾向。现在，这种认识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彭头山与河姆渡遗址所在具体地理环境也大体一样。此外，河姆渡第四层稻作农业的规模及生产方式也已明确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还有一个与彭头山文化相当的早期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无论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

    第三、与长江流域稻作遗存最早年代不断向前延伸形成鲜明对照。华南地区至今尚无7千年以前的农业证据。这里的巨大反差，并不适宜作为将那个地区排斥在稻作起源范围以外的理由。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距今2.5—1.1万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于这个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绿乔木树种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环纹藻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气候渐冷，其后还出现常绿树绝迹的干冷草原，气温比现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长江流域当时属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类似埃及库巴尼亚麦粒所暗示的那样。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在。距今1.1万年以后，随气候全球性回暖，长江流域的气温在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只比现代低l℃一2℃，显然，这一阶段环境的变化已给农业的发生与兴起创造了条件。不过，现代栽培籼稻与粳稻种植的纬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纬30~左右是这些品种的变异区，以北地区是粳稻，以南是籼稻。一般认为，粳稻应系“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的”变异型。假如这种认识无误，那么就难以想象正好位于变异区域的长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国水稻起源的最早地区，并由此往北传播构成粳稻分布区，向南扩张形成籼稻分布区。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与支配自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距今1万至75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各自进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别，但许多共见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的细小燧石器等，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

    往和联系。此外，这一时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河旁阶地遗址，在华南地区也已存在，据调查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的面积就达1万平方米以上。总之，相似的发展阶段，相互间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经出现的大面积露天遗址都在暗示，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正因此，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

    中国──世界上唯一最早从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粟，去皮后称为小米，是我国目前北方人最爱吃的粮食之一。据农业科学家考证，它最初是由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为粮食作物的。而这驯化之功，首推我国人民。目前世界农学界几乎毫无疑义地都认为，粟的种植，最早是中国人首创的。［8］

    根据最新披露的考古资料，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粟，出土在我国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据测定，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磁山遗址是在1976至1978年发掘的，那里发现储存粮食的窖xue有88个，通过科学鉴定里面所藏全部为粟。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粟。除此而外，在我国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泉护村遗址等，也都有远古的采出土。这证明，在六、七千年以前，粟已成为我国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粮；粟的耕种，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古书曾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9］这一神话传说，正好和考古发现互为印证。在磁山遗址里，与大量粟出土的同时，还出土了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多件。通过这些，可以想像出一幅7000多年前，我国先民从粟的耕作、收割直到碾成小米全过程的原始生活风俗画卷。

    粟的栽培成功，使人类又有了一个主要粮食品种，有利于解决温饱问题。据日本农学家说，目前世界种粟的面积很广，欧洲意大利、德国、匈牙利，都大面积栽种，日本在传入稻作以前，栗曾是国民的主要粮食。［10］而世界各地的粟，全都是由中国传入的。我国饮食文化专家推断，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传遍整个欧洲。［11］同时，又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各地。这是我国人民早期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