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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之见:强抢民女郭子仪!

    一孔之见:强抢民女郭子仪!

    尝读《剑侠传》昆仑奴盗红绡事,其人曰“当朝一品,再造社稷”语,实为郭令公无疑义。按红绡曰“家本良家,为主君逼娶为妾,至今心犹耿耿,故愿随崔生潜逃”诸语,事虽出于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见当时法网之宽,故人乐为尽力。虽如汾阳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举,而世人并未以为非。岂若后世人情嚣悍,虽行如曾、史,稍有不当,则浮议蜂起,利害随之,其功业安得建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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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昭梿)在读《剑客图》当中昆仑奴的故事时,看到形容其中那位“盖世之勋臣”时使用了“当朝一品,再造社稷”这样的表述,考虑到这是大历年间,那除了郭子仪郭令公外,再没有别人当得起这样的称赞了。

    而故事后面,女主角自述说:我本来是良家女,被强逼为妾,到现在心里也不情愿,所以愿意陪崔生逃走。虽然说这些都是稗官之语,不值得认真稽考,但也能看出来当时法网疏宽,对这些重臣很好,所以,智士猛将们才乐意为朝廷效力啊!郭令公一生勤勉慎细,虽然有这种小小失德的事情,当时的人也并不觉得有多么重要。那里像是现在,人言嚣嚣,世情悍凶,就算你平日里有曾参、史鱼一样的德行,只要稍微一件事没作好,马上就会被舆论围攻,也马上就会有相应的处罚下来,都这样搞,(能人志士们)又怎么能够建功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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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侠传》:这是一部明代出版的小说集,据说是由王世贞整理编辑的,其中收录了唐、宋、元、明各代的剑侠故事共33篇,今天来说,这部书的衍生物《三十三剑客图》可能会更加有名,金庸先生《越女剑》的故事,就是由其中《老人化猿》一篇改写而成。

    昆仑奴盗红绡事:这是《剑侠传》的第十三个故事,讲大历年间有个姓崔的年轻人,到当朝“盖世之勋臣”家里吃饭,和人家的妾侍看对了眼,于是依靠自己家里一位昆仑奴的力量把红绡女偷出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汾阳:指郭子仪,他以功封汾阳郡王,所以时人往往以“汾阳”、“郭汾阳”称之。

    行如曾、史:指曾参、史鱼。这也是一个常见用法,曾参以“孝”闻名,配享孔庙,史鱼以“直”著称,曾经让儿子不要埋葬自己的尸体,以此向卫公作最后一次进谏,两人一忠一孝,经常被这样连用,来指代德行高洁的人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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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作者昭梿,全名,是爱新觉罗.昭梿,大贝勒代善的后人,“我大清”正儿八经“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但是父子两代连续卷入大案,分别被削爵、圈禁,前后数十年间,起浮不定,唯以读书自娱,最后留下这部《啸亭杂录》,也算是相当珍贵的史料了。

    昭梿的父亲在乾隆年间卷入的是自雍正年间传承下来的皇位继承权之战,能够只是削去一切官爵,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再考虑他“仅仅”被冰冻了二十三年就放出来还重新取回了已经断绝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礼亲王”之号,那简直就是雷霆雨露之恩了啊!

    但显然,昭梿自己并不这么想,否则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牢sao和怪话了。

    昭梿出生的时候,他父亲还在冰箱里面,两年后,他父亲结束了冰冻期,复“礼亲王”之爵,二十九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他袭封亲王成为“我大清”第三代礼亲王,又过了十年,他被人举发说想要给佃户加租未遂,于是殴打庄头程福海一家六人,嘉庆帝震怒不已,之后又查出昭梿用碎瓷片划伤他人背部百余处等罪行,数罪并议,昭梿被革去王爵,圈禁起来。

    半年后,嘉庆皇帝偶然翻阅到了康熙年间的档案,看到记载说当时的多罗平郡王纳某打死无辜一名,折断两人手足,才被革除王爵,很不高兴,于是谕示内阁说“当初你们告诉我说,这个罪过应该革爵圈禁,我信任你们,就同意了。但现在来看,纳郡王他打死了人,才削除王爵,昭梿他只是打人,并没有打死,你们讨论的处置方案实在太重了”便加恩昭梿,把他释放回家,却并没有提到恢复那个“世袭罔替”王爵的事情---当然,从此以后,昭梿也没有再谋求过恢复爵位之类的事情。专心致志的读书、写书,十几年下来,他写出了十五卷《啸亭杂录》,借此确保自己从此战胜了九成九以上的爱新觉罗们,稳稳的把自己名字留在了历史(至少是学术史)里面。

    了解昭梿的经历,也就不难理解前文中他那近乎令人发指的价值观和近乎荒唐的考据手法:很明显,他并不是真的相信了历史上那位七子八婿的郭老令公真得强抢了民女又真得被一名昆仑奴抢了回去,所谓发他人旧事,浇我胸中块垒,他真正想说的的,无非是“稍有不当,则浮议蜂起,利害随之”这句话,无非,是在发泄自己的怨恨与不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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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百年前的旧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感叹分说,无论礼亲王还是嘉庆抑或乾隆皇帝,都是高居天顶的人物,高到我辈的叹息或同情都只会先显示成对自己的嘲笑,我所感兴趣的,其实是正文中的另一句话。

    “事虽出于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见当时法网之宽。”

    事情呢,我也没去考证,未必是真的,但考虑到当时的人能够很自然的把这种剧情写出来,可见当时社会上确实不把这种事情当成什么需要为尊者讳的事情。

    认真的说,这个逻辑在用来研究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人文共识时,其实没啥大问题,包括在之前的孔见中,我也依照这样的逻辑转述过一些古老的故事,比如说,在《孝悌双全朱明和》那篇里,我曾经感叹:“话说,比这个故事更让我惊悚的,其实是张岱的行文。他使用的……是极正面,极健康的文字。在他眼中,如此行事似乎是完全合乎他心目中的道德,合乎他的价值观的。一个奇葩不算什么,十个、一百个奇葩也不算什么,林子大了,什么媒体都有,这原本很正常。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扭曲了,看到这样的奇葩视若无睹,反而把看守与工作人员视同异类、愚者,就真得很可怕了。”虽然多水了很多字,但核心意思,也没啥不同。

    而这次,我却不敢把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了,因为,同样是在《啸亭杂录》当中,昭梿昭亲王曾经浓墨重彩的记载并赞美了黑水营之围,某中一节,他曾经这样轻描淡写的记录过兆惠军在军粮将尽时是怎么努力撑持的:“各兵每乘间出掠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掳至者,杀其夫,即令其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rou尽,又杀此妇以食,被杀者皆默然无声,听烹割而已。”

    文字淡定,无所遮掩,如果我们按照上面的逻辑来推演,昭梿昭亲王能够很自然的把这种剧情写出来,是不是说明,当时社会上确实不把“我大清”的大兵们作出这种事情,当成什么需要为尊者讳的事情呢?

    ……真得,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