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货币
秦汉时期的货币 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 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这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①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②，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③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④，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⑤。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①。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行八铢钱”②（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③。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④。《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⑤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⑥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25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⑦。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⑧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①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四出文钱”②，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③。“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④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①。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②，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jian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③。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④。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②。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②。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③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⑤，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⑥，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①；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 货币铸造权 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除钱律，民得铸钱”②，《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①。 一、两汉时冷兵器的种类和功能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兵器史上，汉代是一个大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殷周以来长期居于军队主力地位的战兵车，终于让位于骑兵和步兵。而在兵器上，其品种、形制、性能、组合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面貌。这一转折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关系变更的必然结果。 骑兵已逐渐取代战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这是因为汉朝在抗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战争中，骑兵得以不断的发展壮大。又因骑兵的迅速发展，适用于跨马作战的兵器，防护装甲、马具也得以发展、改进，因而汉代兵器无论从形制还是性能上都较之前代发生很大变化。如铁制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适用骑兵劈斩技法的直刀逐渐取代了车战近剌的剑，远距离冲刺作用突出的戟、矛，基本取代了车战时勾，啄兵器——戈等。矛，戟，刀，弩等适用于骑兵的兵器占绝大多数。 而汉代兵器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冶铁工业的发展和炼钢技术的更新，从而使钢铁兵器质量不断提高而得以普及，因而结束了殷周以来以青铜作为主要兵器材质的历史。 1、钢铁生产技术的进步及其意义 汉武帝时期，汉的国力空前增强，钢铁冶炼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盐铁官营，保障了钢铁制造所需要的大量矿石资源；其次，冶炼设备更为先进，燃料问题解决，不但出现马排，牛排，东汉初年更出现了水排，并且用煤做燃料，既可提高温度，又可延长燃烧时间；第三，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战国块炼铁的基础上，增加锻打次数，使夹杂物减少，钢的成分均匀，组织致密，强度增高，从而跃进到“百炼钢”阶段。并出现了“炒钢”法，如1994年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中，出土的铁矛，经金相鉴定为由炒钢叠打制成。炒钢技术被誉为继铸铁发明后钢铁发展上的又一里程碑；最后，在淬火工艺上，使用在刃部局部淬火的技术，既增强了刃部的锋利程度，又保留了背脊部较好的韧度。如河北满城汉刘胜墓曾出土一柄铁剑，经化验，其原料是块炼铁，经反复加热渗碳，多次折叠锻打而成，属于“百炼钢”工艺的早期产品，而其刃部经淬火处理，硬度极高，而脊部未经淬火处理，韧性保持较好。 钢铁生产技术的进步，使钢铁兵器得以大量装备军队，并迅速取代青铜兵器，成为主兵器，从而使我国军队真正进入铁制兵器时代，并促进了骑兵的发展。 2、远射兵器 弩：汉代骑兵发达，“强弩长戟”是主要装备。用于远射兵器的弩，在汉代有了长足发展，先秦的弩机，牙，牛，悬刀由栓塞直接装在弩臂的机槽内，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而从汉长安武库，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等出土的弩机来看，西汉以后，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郭”。弩机的各种机件，用栓塞按一定组合关系装入郭内，再把郭装在弩臂的机槽内，可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另外，汉弩加高了机牙上的望山，并在其后侧增加了刻度。如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十六件弩机，一件就是在望山后有刻度的。射手可以根据目标的远近，按不同的刻度瞄准，准确性大大提高了。 镞：从样式看，西汉初箭镞的样式仍沿用秦代，如其剖面呈正三角形的秦式铜镞（“羊头”簇），占满城汗墓同类器的93%。而后期，汉镞加长，并且东汉时，箭镞上出现放置毒药的小凹槽以提高杀伤力，且镞身多呈长铤圆柱形，并有四棱镞出现。 3、长格斗兵器 格斗兵器可分为扎刺兵器，劈斩兵器，砸击兵器等。此时，长格斗兵器多为扎刺兵器。（长格斗兵器中用于劈斩的大刀，砸击的大锤，狼牙棒等多盛行在唐以后）“汉代长兵，似侧重戟与矛，汉矛以近于后世之长枪，汉戟亦与周戟异形，且有双戟之制，介于长兵短兵之间。汉初虽偶用铜戈，大抵前世之造，其式仍如战国式，为斜体内长有后刃之戈”① 戈：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兵器，有秘（杆）和横装的戈头组成。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斗由于戈不是刺杀兵器，在以骑兵为主的西汉军队中作用不如戟大，故逐渐被淘汰而成为饰物。如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出土的金龠铜戈，长22.5CM，高12CM，造型华美，形制与战国相仿，但已是仪仗饰物，而非实战兵器。 戟：是由戈与矛结合在一起而发展成的一种兵器。汉以前，戟多为“十”字形。而汉代为了适应骑兵作战需要，主要用于勾，割的“内”消失，从而成为“卜”字形。戟适于骑兵刺杀，且向前弧曲的小枝可叉可钩可刺可挑可斫可挡，具有较强的杀伤力。这种“卜”字形戟在汉墓中多有出土，如在满城汉墓，杭州古荡汉墓和盱眙东阳汉墓出土的长柄钢铁戟，“卜”字形，全长226－－－250CM。另外戟在汉代不但是实战主要兵器，而且也是一种主要的仪仗兵器。《汉书·东方朔》“武帝坐未央前殿，东方朔持戟立”。在南阳英庄出土的持？（罩以赤黑绸布的戟衣）戟吏的画像石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这种仪仗化的戟－－－戟 矛：是一种直而尖利的扎刺兵器，汉代矛多为钢铁矛，其较前代更为窄长尖锐，利于刺扎。其叶和锋都呈扁平壮，长度不断增长，长汉城武库铁矛长22—25CM，福建崇安汉矛残长58CM，而四川金堂焦山东汉铁矛竟长达84CM。汉代步兵用矛称铩，骑兵用的矛称槊。 4、短格斗兵器 剑：《释名·释兵》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其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别的兵器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汉代的剑，最大的变化有两点：钢铁剑彻底取代了青铜剑；剑体日益窄长且剑锋更尖锐。汉代剑经历了由防身自卫武器到近战格斗兵器的转变。从而实战功能提升，成为一种重要的格斗兵器。如阳陵出土铁剑140把，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铜剑4把，铁剑25把。这些都可看出西汉早期，剑这种短格斗兵器的重要性。而且汉剑较之前代，多为钢铁剑其延伸性强，故长度增加，剑体变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剑残长1.46m，为已知出土汉剑中最长的。铁制的长剑在西汉前期就完全取代了战国以来的青铜短剑。从出土实物看，汉剑剑长在1m以上，剑宽多在5cm左右，剑身平直而薄，剑锋更尖锐，剑格多于剑身一体。但由于剑身单薄，重量较轻，劈斩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骑兵作战，故在西汉后期逐渐被厚背直刀的环首刀所取代。 刀：西汉时由于骑兵战术的发展，这种利于劈斩的近战格斗兵器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取代了剑而成为后代近战的标准兵器。汉代刀，刀体修长，厚背直刀，长度多在一米左右。柄的后端作为扁圆的大环，故称为“环首刀”。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环首刀，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随葬品，通体残长62.7cm，由刀身、刀茎、刀首三部分组成。刀身细长，刀首环形。东汉时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得制作更为精良的环首长刀得以出现。1974年山东苍山东汉墓中发现的环首刀，长111.5cm，刀身宽为刀背厚度的三倍，刀身饰有精美的错金火焰纹，刀身上有“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大刀吉羊宜子孙”十八个错金铭文。永初六年是公元112年，卅即将炒钢锻造后反复锻打三十层。经金相鉴定，其含碳量仅为0.6—0.7%刃口经淬火，相当锋利。经100倍显微镜观察刀的断面，可看到硅酸盐夹杂，均匀分布为三十层左右。通过出土汉代实物和相关画像石来看，汉代刀刀柄多用木片夹起来，外缠粗绳，但无护手。但从《中国兵图说》第140页图3来看，此时似乎已出现吞口。 5、防护兵器及马具 铠甲：铠甲由保护头部的胄和保护身体的各部位的甲组成。汉代时铠甲使用已相当普遍，称之为玄甲。通过对满城汉墓一号墓、广州象岗山二号墓及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铁甲分析，可以看出汉代铁甲重5公斤至20公斤，由早期的秦式札甲向鱼鳞甲过渡，由身甲，垂缘，披膊，筒袖等部分构成，皆无领，右开襟，以织绵包边，皮革和丝绢衬里。胄的实物资料有：1980年在吉林榆树县老河深村属于东汉初期的鲜卑墓中发现一顶铁胄。铁胄由胄顶和胄片编缀而成，胄顶是半球形，胄片有长短两种。其形制直到六朝仍没有明显的改变。 马具：从出土的汉代骑兵佣来看，所有马匹皆配有辔，鞯等马具，但没有鞍，镫，说明骑兵在作战时的能力还尚未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骑兵佣还得排为严整的方阵，整齐出战。 武器装备是战争的工具，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汉代的武器种类在先秦弓矢、殳、矛、戈、戟“五兵”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军士使用的武器已是多种多样。长兵器有殳、戈、矛、戟；短兵器有刀、剑；远射兵器有弩、弓；防护兵器有盔甲、盾牌；攻守的兵器有钩镶。此外还有锤、挝、杖、钺、斧等劈砍、锤砸兵器。在各种兵器之中，铁兵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汉初晁错所列的弓弯、短兵、长戟、剑盾、矛铤等多是质量精良的铁制兵器。近年来考古发掘的长安武器库所出兵器，除少量仍为青铜制造外，绝大多数均为铁兵器，刀、剑、戟、矛、斧、骸、盔甲一应俱全，仅铁镞就达1000余件。 汉代军中的武器不仅品种多，而且质量高，远远优于匈奴的兵器。正如晃错所言，汉军的精兵良器用于战斗，“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汉军的精良武器是由多系统、多部门制造的。考工令是西汉中央兵器制造的主要部门之一。“考工，少府之属官也，主作器械”。“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考工之外，西汉的尚方令也制造兵器，史载尚方今：“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仿)效尚方事”。另，《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绛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循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贞《素隐》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属尚方，放云工官尚方。” 汉代地方上制造兵器的部门是工官。“《地理志》：河南、南阳、济南、太山、颍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有工官。徐天麟按：工官虽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实输京师。故武帝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之也。”《汉唐事笺》卷六亦载：“汉自郡国至京师，皆有武备，在郡皆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产铁之郡。”可见，汉代产铁之郡皆设制造兵器的机构。 西汉的武库不仅负责兵器的贮藏，也具有武器生产的功能。执金吾届官有武库令，“主兵器”。这里的主兵器，也应包括武器的制造。虽然西汉武器的制造机构有的在京师，有的在地方，但所造兵器皆藏之武库。从这一点看，西汉的武器生产权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对于武器生产的规格、质量、数量都应有统一的计划。 武库是西汉武器装备的主要贮藏部门，为了使武器装备能够及时地配给军士使用，西汉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多层次的武库网络。中央级的武库有京师长安的武库，地方郡级武库见于记载者有洛阳、河南、上郡、颍川、广汉、山阳、北海、玄莬武库，张掖、酒泉、渔阳、上党等地也建有武库。县级武库见于记载者有阳陵、居延、商县和武牢等武库。汉武帝以后全国武库大增，边防军及大将军幕府多没有武库。 汉代武库规模巨大，位于长安长乐、末央二宫之间的长安武库，四周有高大的围墙，考古证实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32米，墙厚1.5米，总占地23万平方米。武库内共发现七处库房遗址，各库所存放的武器种类不一，有的存放铠甲，有的专贮弓箭、簇矢。该武库自汉初兴建，终西汉一代始终沿用。地方上的武库也有相当的规模。遇有战事，这些武库网络便可以及时地为数以万计甚至十几、几十万的军队提供装备。 西汉王朝十分重视对武器装备的管理。武库令(长)和武库亟等经营武库之官吏，一般由皇帝亲信为之。武库有严格的籍簿登记制度。从居延汉简可以看出，当时库藏武器装备的品种、数量及出入情况都有详尽的登记，其登记簿册名为“器物簿”。为了保证武库的安全，武库有“库卒”昼夜巡逻值班，名为“直符”。西汉中期燕刺王刘旦曾对群臣诡称：“寡人赖先帝休德， 获奉北藩，亲受明沼，职吏事，领库兵，任重职大。”汉武帝太子为江充陷害被迫起兵时，曾“桥(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皆说明动用武库兵器必须有皇帝制沼才可行，武库兵器的发放十分严格。武库控制在皇帝手中，既反映西汉对武器装备的严格管理和使用，也体现了****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 武器管理两汉武器以钢铁兵器为主。中央由少府所属的考工主管全国兵器制作。冶铁业比较发达的郡，设工官、铁官，主管兵器制造并输送京师。长安、洛阳及各郡设武库，由武库今负责兵器储存和发放。 子时：23时－－－1时丑时：1时－－－3时寅时：3时－－－5时卯时：5时－－－7时 辰时：7时－－－9时巳时：9时－－－11时午时：11时－－－13时未时：13时－－－15时 申时：15时－－－17时酉时：17时－－－19时戌时：19时－－－21时亥时：21时－－－23时 军职升迁制度：兵——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应该就是杂号将军之末，但与其它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卫将军——骠骑、车骑将军——大将军 具体军职设置： 1、基层主官分别为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 2、比较大的编制单位是军和营； 3、军的主官应为将军，营的主官应为中郎将、校尉、都尉等。 4、最基层的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主官分别为伍长、什长。什到屯之间应该为五十人队和百人队。 当时汉朝军队编制是军，部，曲，屯，并没有营。汉代的兵制是以二与五的倍数为计算。最基础的单位为伍，即每五个人有一个伍长；两个伍为什，每十个人有一个什长；五什为队，每五十个人有一个队率；两个队为一屯，每一百人有一个屯长；两个屯为一个曲，每两百人有一个军侯；两个曲成一部，每四百人有一个军司马。通常每五个部为一个营，即为一独立的作战单位，通常统军者乃将军或是校尉。校尉到底统领多少个部并无常制，就明确的定义而言，校尉其实只统领一部四百人，《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补《后汉书.百官志》里各种校尉底下往往只编制一个军司马，其义即在此。每部四百人有一个军司马，但有的部地位较高，其长官乃校尉与军司马各一人，如大将军营下五部，地位较一般的部高，所以大将军五部每部长官均是校尉。校尉比两千石，军司马比千石，校尉官职较军司马为高，所以一营之中虽然校尉直辖者只有一部，但其他各部的长官军司马职位均在校尉之下，故亦听从校尉的指挥，因此我们看两《汉书》与《三国志》一个校尉出征，往往带领数千人而非只有四百人就是这个道理。而当时完整编制的一营大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曲五部两千人，因此通常一个校尉所统帅的部队为两千人上下。这一营即为战术上的主力部队。而在战场上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局，有时候要独立编制主力以外的机动调度部队，别部司马即为这种非主力部队的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