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竺法护

    一西求法译经称敦煌菩萨

    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意译竺法护。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今甘肃敦煌）。

    法护八岁出家，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因为从老师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护自幼聪明好学，博文强记。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并且过目可解。又是因法护天性纯美，cao行精守清苦，立志勤学，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因此，他能博览儒家六经。钻研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游刃有余，独获心得，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仍专心至志，参佛自修。

    西晋武帝时，洛阳的寺庙图像，建筑绘画的程度，为全国第一。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内蕴，深奥的经典《方等》，都还在西域岭以外。法护于是感慨之余，立下宏愿，愿以毕生精力投入弘扬大法之中。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寻法觅经。

    法护在西域各国，周游多年，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比较对刊，分析条贯，字词音义，全部释解。之后，将所有梵经，载回中国。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译，从不停手。到长安后，继续翻译，其中有《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统统译出，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

    法护的译经活动，主要在长安，其次在洛阳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劳不告苦，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日，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

    二译大乘五部选助手高足

    竺法护，所译的佛教经典，以种类齐全，影响广泛、深远而著称于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宝积、大积、华严和涅盘五大部，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般若部有《光赞般若经》，宝积部有《善门经》、《密迹经》、《离垢施女经》，大集部有《宝女经》，《宝结经》《大哀经》，华严部有《渐备一切经》、《度世品经》、《如来兴显经》，涅盘部有《方等泥洹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著名佛学家慧观、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讲论。道安得到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后，如获至宝，极力钻研，著有《光赞析中解》、《光赞妙解》和《合放光光赞略解》等，并大力宣讲阐发。十六国时的昙影，也以善讲《光赞般若经》和《正法华经》闻名当世。史载他“每**一转，辄道俗千数”。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前后不一，有的文字流畅，含义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涩难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有的则刚繁去重，“比辞雅便”。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

    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都是比较精干的，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等人。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参政辞义，整理成文，促成译经进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聂承远为协助，多数情况下，是聂道真独自笔受。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法护死后，聂道真曾独自译经，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据说，法护在长安时，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想予以试探。一天，这家族长来找法护，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日后定还，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听那人讲话后，未等老师开口，便对那人说：“尊师愿借钱给你，”那人高兴的走了。法乘对老师说：“我察言观色，那人并非缺钱，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法护说：“你说的很对。”次日一早，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传到长安，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影响极大。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阳名声很高，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尚书令乐广，玄学家）。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后因洛阳兵乱，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临行之际，竺法行想从受教诲，求师留言以作纪念。耆域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罢，便打坐参禅静守，法行又恳求说：“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孩童能够背诵，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让人感叹呵！我的话虽很少，但对施行者来说，却是多多益善呐！”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但重“诵”，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

    三受后学高评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精进。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日夜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涛），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