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谈论是非的人
水利局挂钩承包点叫沙包村，名字与实际不相符，没有被沙子包围，相反，找不到一处沙坑。村子藏在一座大山背后，大山全被树木遮蔽着，树木延伸到村子里，将房子也覆盖住，整个村子近两百户人家，树木比房子高。这里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点油灯，生火做饭用柴，每年修剪枯老的树枝，收拢来堆放在院子里，烧不完。 因为大路不通，村子里只有单人行小路，一家一户连通，小路都从门口经过。外面脚步声向，里屋就有声音呼应：“叔或婶，爷或奶！”称呼了，问：“出去呀，来家坐？”路人就回：“不了，去后山扛点柴。做饭啦？”山上有水，分成几股流进村子，形成了几条小溪，傍晚时分，特别清静的时候，随便在哪一家堂屋里坐下，都能听见溪水汨汨地流淌。 从地图上查找测了，村子距离乡政府十五公里，乡政府到县城四十五公里，全程沙子路，也是今年修成，全县有三条通乡公路同时动工，这一条比较艰难，历时八个多月。沿线村寨都派了农民工，负责挖土石方，铺沙子，石滚子碾压。而凿岩，开槽，砌石这些技术活动就交给工程队。因为是以工代赈项目，报酬基本上是粮食，按工资折算。 路通以后，到乡里方便多了，早上十点四十分，有一班农公车从贵汇农公站出发，十二点左右到达县城车站，贺国荣就搭乘这班车，司机吃过饭，休息半小时后开车，行驶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左右到达，车上的顾客下来，路边等候的又上去，司机上个厕所，同时吸烟，约停留半个小时，倒车往回走。第二天换另一辆，两辆车轮流。 村子还远，又都是羊场小道，初次到的人不会单独行动，需要搭伴。一般速度，大约三个小时，下午就到村。出村回县城的话，上午十点离村，中午一点到场坝上，吃碗面条，三点半，车门开了，上车找好位置，等司机过来卖票。车开动后，摇晃着，正好闭眼打个盹，回到家，洗漱了，正赶上吃晚饭。 这里的计生工作，跟其他地方一样，过去也很难。被点名批评，插黑旗，通报。最后换了领导。新领导外出考察半月，回来立即组织突击队，亲自挂帅，挑选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要素质好，作风硬，身体棒，耐力强的干部，实行严厉的奖惩。行动上借鉴外地经验，采用盯梢吊线，出其不意，强势宣传，围追堵截，内外夹攻，株连亲属、牵牛扒房等方式。突击行动下半夜发起，集合队伍摸黑行进，天亮前围住村子，太阳上来了，就开干。分若干小组，干部领头，到了计生对象家门口，看准时间，一起敲门，开始喊话。限三分钟时间开门，不开的话，就冲进去了。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这十二个字概括了那个情景。 连续突击三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干部来了，在门口喊：“你家媳妇要去上环了嘿。”里面就有答应：“是啰，记倒的。”过两三天，计生办就有了登记。育龄妇女按时接受检查，都是服务上门，计生股有台账，哪村哪户时间到了，就会接到通知，绝大多数听招呼的，很快就去办了，该上环的上环，该结扎的结扎。个别的在嗓门做工作，也都听从了。简存余告诉贺国荣，这边的工作好做，与当时乡里的突击有关，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这方的老百姓朴实，憨厚，听话，服从。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有干部提前打招呼，他们很快就会去办，不会让你跑第二次的。 工作进度快，效果好，贺国荣也感到顺心。他一来就被这里的风景震撼，工作十来天后，回家去一趟，再来时就带了相机，天气晴朗，就到处拍照。有几个小孩发现了，嘁嘁嚓嚓说了一阵，跟在他后面凑热闹。相机对准他们，就嘻哈打笑，转身跑开，过一会又转回来。贺国荣就照他们的后影，也是挺有意思的。 有人从后面摸了他的肩膀一下，以为小孩胆子大起来了，那就来个抓拍吧。贺国荣高兴地一回头，是一个妇女，正看着他嘻嘻笑。 树林里突然走出来这么一个年轻妇女，看上去也还端庄秀丽，神情又这么憨痴痴的，眼睛米糊糊地望着你。要不是旁边有一群孩子，贺国荣就要跑开。 妇女喊道：“嘿，你拿的什么东西呀？” 贺国荣笑着回答：“这是照相机。” 妇女说：“照相机呀，给我照一个？”就在那里扯弄衣角，偏了头做姿势。 孩子们一个个都睁大眼睛，紧张地盯着。 贺国荣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这个……”转过身子就想走。 “站着。”妇女喊道，“你要去哪里？” 贺国荣指了那边的空地，说：“我去那边。” 妇女跑过来，在他前面转身，展开双臂拦住了他。这个举动把贺国荣吓住了，他有点惶惑地看着那些孩子，孩子们一直跟在后面，发出窃窃的笑声。 贺国荣将相机装好，问妇女：“你有什么事？” 妇女突然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她说：“你是三娃。你不要走。” 三娃？贺国荣思忖起来，这个妇女把人认错了，看她凌乱的头发，衣服不太整洁，会不会是……他问那些孩子：“她是你们村里的吗？她是谁？” 孩子们没有回答他，而是把目标对准了妇女。 孩子们对她说：“他是搞计划生育的呢。” “他要抓你去做手术了。” “你还不快跑？” 妇女跺了一下脚，朝孩子们做了个鬼脸，摇头说：“他是三娃，你们不要哄我，我认出来了。就是。” 妇女一把抓住了贺国荣的手腕，拉着就要走。 贺国荣挣扎着，喊道：“你要干啥？” 孩子们闹嚷起来：“她把你认成是她家三娃了。” “她要拉你回她家去呢。” “三娃早就死了。” 妇女另一只手也上来了，两只手攥得贺国荣手腕痛，他无论怎样都挣不脱。他只好向孩子们求救：“快来帮我，把她拉开。” 孩子们一直不敢过来。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跑开了，几分钟又回来了，带来了村民组长他们。几个人赶紧过来，抓住妇女的手腕，使劲掰开。贺国荣手腕被她攥出一圈红印子，骨头都痛了。 组长对着妇女厉声道：“回去，再到处跑，把你抓去关起。” 妇女楞眼道：“我找我家三娃，管你们什么事。” 看到贺国荣被大家护送走开，她蹲地上嘤嘤地哭起来。 在村办公室他的住处，贺国荣听到了妇女的故事。 她是邻村人，她有个好听的名字，翠菊，她十八岁与本村小伙子三娃自由恋爱结婚。四年里，两人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实行两胎结扎的政策后，三娃做了结扎手术，开始什么事也没有，过一段时间感觉小腹痛，他也没有在意。这个时候那女孩突然生了病，送到县城医院，县城医院说不行，赶紧转省里，到了省里面，检查出来是白血病，没法治，去了就没有再回来。那三娃特别喜欢这女孩子，给她取了美丽的名字：巧云。 两口子空着手回来，三娃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当时就病倒了，也没去住院。在家里躺了半年，也不行了，不光腹痛，腰杆也痛，全身浮肿，屙不出尿来，越来越严重，就不行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完了。都是寨林中人帮助把三娃安埋的，她一个弱女子悲痛得站立不起来了。 她守着男孩关门在家，隔壁邻居很少看见她母子俩，也听不到声音。半年以后她出了家门，但是人已经变了，不再清醒，迷迷糊糊的在村子里四处走动，遇到人就问见到她家三娃没有。开始在她们村里走，后来就转到周边村来了。 “三娃当时因为想念女儿，就没有去医治？”贺国荣问组长。 组长摇头说：“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还背了一大些借债，大家可怜她，都不要她还了。” “她成了这副样子，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谁还会昧了良心，去找她要钱哟。”一个妇女这样说。 沉默了一阵，组长对贺国荣说：“以后见到她，你躲远点。” 贺国荣问：“那男孩呢？” “唉，”妇女叹息说，“天底下少有这样的可怜人了，那男孩子起初好好地，不知为什么，三四岁了，还说不准话，只是呜呜哇哇的。大概因为他妈一言不发，影响他也也口舌不清了。不知道俩娘母以后的日子要咋过哟。” 贺国荣问：“男孩有多大？” 妇女说：“应该五岁了。” 贺国荣说：“可以送聋哑学校去。” 妇女看了看组长，组长说：“我听他们讲，村里面考虑过的，可是她那一关不好过。在她跟前前，最好不要提她儿子怎么怎么。她在外面走，只要你一说，走，去看看你家儿子，她马上就会撒你一身沙土，同时也会立马转身飞快跑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要是把儿子送走了，她会难过死的。” 贺国荣深深地叹口气。一时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 妇女说：“三娃是因为做手术死的，应该去找计生办。” 组长说：“不能找这个借口，三娃是因为失去女儿，悲伤所致。当时不是就定调了嘛。你现在还要说。” 妇女说：“我就这样说。就是。” 贺国荣问：“什么定调？” 组长说：“当时也是有人去这样反应了，说三娃因为结扎坏了身体，应该多少要求给点补助。让乡里给挡回来了，说不能这样找借口。” 妇女道：“说这话的人良心叫狗吃了。” 组长扬手，要给妇女一下子。妇女偏了一下头。 贺国荣问：“当时给没给点补助？” 组长说：“给了，是从家庭生活困难这边给的。” 妇女说：“这个家庭需要的而不是补助，是全包。” 组长说：“你又在乱说了，不靠自力更生，想办法搞生产自救，一有事就想起国家，国家这么大，人口负担这么重，哪有这么多的能力哟。” 妇女说：“国家不包起来，其它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组长说：“也不是像你这么说，大家都有爱心的，平时你家送一点，我家送一点，把生活先顾下来。她家的责任地也安排人做了，收成后给她送去放好，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就组织送点rou油米，有几户人家也一直惦记着，炒几个好的菜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