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第三节 古观象台 下
纪蒲泰：“日月出没、没有命名的星官、日食月食、异常天象、天极位置、五星会合、彗孛流陨、二十八宿、日影月应……等等，都属观测之列。” 喇嘛近臣：“那他们可真繁忙！” 纪蒲泰：“是呀，他们天亮前，还要整理出异常天象，准备上奏。” 偌尔曼：“看样子，整个天文台里，呈显出有条不紊，工作繁忙的景象。这些工作制度，可早于尤于西方。不可想想，不可想想……这么来说，在天文学研究方面，东方就是比西方亮。就东方中国古人的科学技术来说，西方古人赶不上，赶不上……” 喇嘛王：“由此说来，东西方的古天文台，在当时来说，那些天文台大？都干些了啥？” 纪蒲泰：“这个要说么，我告诉你吧。大都天文台是元代最大，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不仅如此，元代还在全国，由北到南选择了二十七个观测站。” 喇嘛王：“多建立些观测站，在各个地方观测天象，这事值得干。” 纪蒲泰：“北至北海，八尺表的日影在夏至时长达6尺7寸8分。南到南海八尺表的日影为负的1尺1寸6分，负值表示日影不在表的北方而在南。这种大规模的实际观测，精巧的观测仪器，严谨的科学态度，使这些天文台站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喇嘛近臣：“那这都表现在哪方面呢？”他握着笔问。 纪蒲泰：“那我给你举例几条。测定的黄道和赤道的交角，误差只有1分6。8秒。还有，早于西方三百多年，把回归年长定为365。2425日。接着，编制了多于前人一千多颗的星表……这些引以为豪的辉煌成就，是元代杰出的天文工作者辛勤观测的结果。” 偌尔曼：“那么说，你对这些天文台的历史，还是比较了解的。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对这些天文台的历史讲详细？” 喇嘛众臣：“是呀，我们也希望你讲讲？” 纪蒲泰：“好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阐述的问题。” 偌尔曼：“真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值得讨论的事情了。” 喇嘛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我所希望的是你们能回答我最关注的地方。” 纪蒲泰：“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文台的原因，我回答你们。我接着讲。明初定都南京，公元1384年，在南京鸡鸣山建立观象台，并将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宋、元、古仪全部运往南京。公元1409年即明永乐七年，迁都北京。到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在京师顺天府齐化门城墙上建立了观象台。” 喇嘛王：“这样拆来拆去，一共换了几个地方，建了几次？” 纪蒲泰：“这是北京古观象台的第三次建造。” 喇嘛王：“经你一说，我们才知道。那你介绍一下明代观象台？” 纪蒲泰：“具体讲来，明代天文台，台高约五丈。从正统七年，到正统十一年，以元代仪器为规范，先后制成浑仪、浑象、简仪、圭表等仪器，置于观测台上。另外，还修缮了紫微殿、漏壶房，增建了晷影堂。这是一个屋顶开缝的小室，用以等后正午的日影。” 喇嘛王：“但是，你还未具体说清？” 纪蒲泰：“明台基本仿制元台，但比元代大为逊色，没有什么突出创造。” 偌尔曼：“那么说，明台反而比元台倒退了？” 纪蒲泰：“没有创造，就没有进步。但是，由于明代仪器继承了宋、元古仪的传统，而明代又有浑仪、简仪和圭表保留至今。因此，它能使后人看到，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真实面貌。” 喇嘛王：“好，好。总算保留下来了！不然的话，你们怎能看到。” 偌尔曼：“那么，它能有什么出乎寻常的地方，又有和以前仪台不同的地方呢？” 纪蒲泰：“清仍定都北京。康熙七年（1688年）曾将存于南京的元、明两代古天文仪器运到北京，并安置于观象台上。” 偌尔曼：“可是，我在北京古观象台上，却看不到一件元、明古仪。这是个什么问题？” 纪蒲泰：“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除了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三件明代古仪外，那些闪耀着中国古天文成就的珍贵文物，已被西方的传教士们毁灭了。” 喇嘛王：“什么？毁掉了！为什么？你得说出事由呀。” 偌尔曼：“这些天文古迹的遭遇，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两代的社会情况，天文学发展状况，以及西方传教士们的活动很有帮助。因此，我想了解清楚。“ 纪蒲泰：“那我得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开始讲起。那时，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从欧洲来到中国。为了尽快打开传教的大门，，他们利用自己的一些科学知识，尽量向皇帝靠拢。” 喇嘛王：“那他们怎样行动，才能取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 纪蒲泰：“那我先说说，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利马窦（公元1552—1610年），他首先看到，中国皇帝对天文制历的重视（我国古代的传统），又看到明代统治者墨守陈规，在长达二百五十多年间仍沿用旧历，致使历法屡有差错，交食往往不验的缺点。因此他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喇嘛王：“你他怎么下手呢？都干了那些事情呢？” 纪蒲泰：“利玛窦于1605年写信给欧洲教会说：‘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进行历法改革。做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增大，可以更容易进入内地传教，可以更安稳地住在中国，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 喇嘛王：“这人就是利玛窦！他可是居心惑测，黄鼠狼给鸡子拜年，不安好心！那他的想法实现了么？” 纪蒲泰：“在利玛窦的请求下，懂得天文的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年），汤若望（1591—1666年），罗雅谷（1593—1638年）等人先后来华。正如利玛窦所预想的，这些人确实利用他们的天文知识，取得了接近皇帝的特殊地位。” 喇嘛王：“啊。皇帝相信他们，这样的事情就落到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正因为他们的到来，才给古老的天文台带来祸害？” 纪蒲泰：“若这样说来，为了一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原因，所以，我们才讨论他们的价值。” 喇嘛王：“好哇。无论什们事情的发生，我们正在讨论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偌尔曼：“队长。我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但究竟是怎么回事？” 纪蒲泰：“只有那些尊敬他们的人，来表示对他们的学问赞仰。” 偌尔曼：“是的。现在，再也没有一个比这个事情值得争论了。” 纪蒲泰：“你应当知道，他们一直是在皇帝和王公大臣的保护下，进行天文观测的。” 偌尔曼：“说到这里，他们倒是有出乎寻常的价值。” 纪蒲泰：“在这一点上，你的话说得似乎很对，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在统治者们眼里，确实是值得尊崇的人。但是，你应当相信，这其中的内幕，诡计，绝妙的诡计，你是难易想想到的。” 偌尔曼：“难道他们保护他们，是破费了金钱？” 纪蒲泰：“岂是金钱的问题。可怜的傻瓜们，轻易相信了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有天文知识的学问，他们的知识，谈吐的玄妙，让王公大臣相信，他们确实是值得崇拜的人。” 偌尔曼：“这正是他们值得注目的地方。或许，当时的权贵们，留心观察他们，也学发现了他们的一些优点。” 纪蒲泰：“他们惯于和上层人物来往密切，而且还知道上层人物的缺点和弱点，所以，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耍了一些手段，来迷惑他们。” 偌尔曼：“那么是他们改变了皇帝和大臣的认识？这些人就颠倒了他们？三个懂得天文的传道士，就这样殷勤地糊弄了他们？” 纪蒲泰：“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天文学领域，不需要他们。他们带来一些仪器，作了一些天文观测，证实了观测正确的结果。所以他们才有了身份，当然就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虽然他们搞过历法改革，可他们隐瞒这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大肆宣扬欧洲中世纪的落后的东西。” 偌尔曼：“你说的倒是实情，是有点宣扬落后的东西。” 喇嘛王：“你是听他说了，才发表意见？他们为什么都要秘密地做，掩盖了哪些先进的思想东西？” 纪蒲泰：“随您怎么说，大王。那些思想比皇帝赐赏给他们的，全部金钱都值得多。” 喇嘛王：“告诉我。我们要好好谈谈，那些思想和东西是什么价值？” 纪蒲泰：“我总要让您明白一些。” 喇嘛王：“当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人人都会尊重你。” 纪蒲泰：“算了，让我们谈些正事。我举例说，他们不传播被恩格斯誉为：‘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伟大作品——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却传播欧洲抛弃了的托勒玫地心体系。更值得指出的是，1609年伽利略已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1668年牛顿又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可是，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从1669年，到1744年连一架起码的望远镜都没造。” 喇嘛王：“真的！这种事情，是应永远加以指责的。这段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是应用远加以嘲笑的。” 喇嘛众臣：“大王的话说得很对。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想知道。” 扎布：“传教士？个个都滚开吧！” 喇嘛首相：“那些传教士们，都做了什么错事？” 纪蒲泰：“对这些家伙，没有客气的必要。因为有些事，你们并不知道。” 喇嘛众臣：“那么说，用不着对他们宽恕？” 纪蒲泰：“不对他们宽恕，你们听了或许心里会舒服。1644年，清兵入关。汤若望于兵荒马乱，政权更迭之际，把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下的一百多人所搞的《崇祯历书》加以删改，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说成是他自己的作品，向清政府毛遂自荐。从此，他成为清政府钦天监监正。以后，清政府的钦天监的权，就落到了传教士手里。” 喇嘛王：“岂有此理！中国人写的历书，竟说成外国人写的。这种删改的行动，真是冒天下之大不违，黑白颠倒了。这个该死的传教士，他删改《崇祯历书》，使我恼得咬牙切齿。” 偌尔曼：“真的，那些传教士们，给中国人添麻烦了。他们为浮华虚荣，而擅自行动，给欧洲人丢尽颜面。所以，他们才招人讨厌。” 喇嘛王：“他们满以为，删改了历书，就能把中国人征服。谁知，蒲泰却把此事揭露。” 偌尔曼：“是啊，千真万确，我真心地相信他。” 纪蒲泰：“但凡我能尽力之处，我都听大王吩咐。” 喇嘛王：“啊。天神在上，才没让我们上那些传教士们的当。” 外交大臣：“这事有一种惊人的震撼力！我们倒应该知道更多的事情？” 纪蒲泰：“康熙十三年（1647年），任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新铸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等六件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使用，而原来台上的元、明古仪都搬到了台下。” 喇嘛王：“呀，我们老祖宗的仪器，怎么就不用啦，竟然搬到了台下！” 喇嘛众臣：“是呀。这究竟怎么啦？” 喇嘛首相：“这种观测天文的事情，难道以后就让洋人当家？” 纪蒲泰：“是的。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不过，你们尽可以相信我的话，没有一点假。” 喇嘛王：“祖宗制定的器物，岂能不用，这种事怎不让人心痛。蒲泰，他们所嚷嚷的那些话，是认为这事儿可真没什么光彩。你干脆三言两语说个明白吧？” 纪蒲泰：“这种严重对不起祖宗的的事儿，可从梅榖成在《cao缦记言》中的记载，可以得道旁证，他说：‘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间充蒙养斋汇编官，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倶有王恂、郭守敬监造姓名。虽不无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其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也。” 喇嘛王：“王恂、郭守敬大名鼎鼎，他们所制仪器弃之不用，这怎对得起祖宗！可见当朝执政者都是糊涂虫？” 喇嘛众臣：“是呀。他们竟支持洋人，干了这样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外教大臣：“那些洋人还干了那些让中国人心痛的事？让我们听听。” 纪蒲泰：“他们是受了欺蒙，都干了些什么，我并没有仔细研究，但，我还是留意一些资料，从中也了解到一些事情。” 扎布：“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每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这些事而气愤不平。” 外交大臣：“还是让他说给我们听听，我们才能了解更多的事情。” 纪蒲泰：“除南怀仁所制的六件仪器外，北京古观象台上还有传教士，法国人纪理安于1713—1715年制成的一台地平经纬仪，这件仪器可以说是，南怀仁所造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的结合物。” 偌尔曼一听，吃了一惊：“怎么，竟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纪理安是法国人，竟然也干出这种事情。这叫我无地自容。” 喇嘛王：“你虽是个法国人，可我们对你一点也没记恨。因为你们是两种人，我们都宽恕了你，一点也不怪你。” 扎布：“不必，不必。我十分了解你，咱们还是往下说吧，不要让任何的顾虑扰乱了咱们的脑筋，影响了往下讨论。” 偌尔曼：“有你们这些话就得了，我的也好受了。” 喇嘛王：“照道理，这是你连希望都不想希望的事，这事再说与你也没关系。你大可不必顾虑，老想着那无端揣侧之事。” 纪蒲泰：“听我说吧。纪理安为了制造地平经纬仪，又毁坏和熔化了遗留下的部分元、明古仪。” 喇嘛王：“这个纪理安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冒天下之大不违，毁溶了祖宗遗留的仪器，这等于破坏了宗庙社稷。这卑劣的行动，可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他还竟让获得了做一件好事的光荣？叫我说，这叫天理难容，破坏成风，才使那些仪器毁在那些坏人手中。这种卑劣的事，你得说清。” 纪蒲泰：“梅榖成记录了这件事。他写道：‘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纪理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台下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 偌尔曼：“偷梁换柱，这怎么行？他这一下子可毁了中国古代仪器，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种是搅得我心神不安……” 纪蒲泰：“还有，乾隆初年，在钦天监的西方传教士，戴进贤又企图把明代正统年间，制造的浑仪、简仪、天体仪三件作为废铜处理销毁。后因刑部右侍郎张照等人的反对才幸存下来。” 偌尔曼：“上帝保佑，没遭黑手，才使古仪器保存下来……” 纪蒲泰：“乾隆九年（1744年），戴进贤设计了玑衡抚辰仪，安于观象台上，三件古仪移放紫微殿前边。不管怎么说，这些西方传教士，除了毁熔我国古代仪器所犯下的罪行，但在某些天文学方面，总算作出了一些事情。他们这些工作，我们站在公正了立场上，评论时还不能全盘否定。” 偌尔曼：“这种评判我赞成。功过分明，我是同意这样做的。” 喇嘛王：“小伙子，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而且很有道理。功过是非，我非常重视。总之，那些西方传教士若是再来到木里，我一定提高警惕。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决不轻易上他们的圈套。” 偌尔曼：“假如是那样，那我就……我没什么话可说的了，但我想，这事是不会有的。” 喇嘛王：“防止上当受骗，这是必要的。” 偌尔曼：“好，就这么办。咱们对此，什么话也别提了。说点别的，或什么话题。” 喇嘛王：“现在，离了天文古迹，就没有别的话题。咱们还未讨论到底。” 偌尔曼：“北京古天文台，是中国珍贵的天文古迹。象这座古台那样能完整地反映中国古代天文学面貌的，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应当更加重视和精心保护。” 纪蒲泰：“此外，我们仔细研究、分析古观象台上的这些仪器，除玑衡抚辰仪的结构，完全是我国汉唐以来浑仪的传统制度外，大部分采用欧洲当时的制度。比如黄道经纬仪和纪限仪，完全是欧洲式结构。” 偌尔曼：“因此，北京古观象台的这些观测仪器，又显示欧洲古代天文学的面貌。” 喇嘛王：“啊。经你们一说，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名誉是最值得保护的，这还不算，为了好好地跟他们斗一斗天文大法，看你们还有什么法子可想？” 偌尔曼：“一切都是大王的旨意，应该遵从。然而，如此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在欧洲已经极为罕见了。” 喇嘛王：“这些仪器，还是保存下来最好。” 纪蒲泰：“由此可见，北京古观象台，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宝贵古迹，也是研究世界天文学史的重要文物。” 喇嘛王：“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些天文学古迹保护的重大意义，它不但使我们师法祖宗，而且还要惯通西中，中为西学，西为中用。” 纪蒲泰：“这就使我想起了黄道十二宫，有人说，黄道十二宫起源于四千年前的巴比伦（现今伊拉克）。而在宣化一座辽代墓中，穹窿顶部绘有彩色形象图，可宣化星象图并不是照搬的。已有了不少改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像。图象与后来《明史》中，十二宫形象基本相同。” 喇嘛王：“那么说，从那张星图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文化上的交流的紧密联系。” 纪蒲泰：“是的，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就和外国，有了友好往来的文化交流。” 喇嘛王：“这才是我们所赞许的。一个人的行为原本应当如此，何况一个民族，古人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应该模仿的表率。我们应该学习中国古代的思想，历法和掌握时间的方法。这样才能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维护一统的国家，不断创新进步呀。” 纪蒲泰：“说得真好呀。不过，你听我说。在中国古代，历法和时间都是由朝廷一手掌握。” 喇嘛王：“不错，朝廷叫臣民怎么作，臣民就怎们作。” 纪蒲泰：“换句话说，标准时间由官方统一掌握。由于古代生产力不高，相对来说，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不高。” 喇嘛王：“但是，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了时间，仍然需要统一的时间标准。这样才能发号施令，统一行动，处理好国家的每一桩事情。” 纪蒲泰：“是的，大王，您无疑是个人人尊敬的一为博学的君主。比如，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上朝’，各级政府的‘点卯’，甚至杀人也有‘午时三刻’的规定。在战争中，传送奏摺，调动部队，掌握作战时机，也都需要统一的时间。” 喇嘛王：“掌握时间可不简单。古人所测回归年，朔望月等数据和五大行星会合周期，都测量的十分精确。” 喇嘛首相：“不错。如果没有比较准确的计时设备，那是不可能的。” 纪蒲泰：“所以说，记时的漏壶，从隋代开始，就成为皇帝的仪仗之一。” 喇嘛众臣：“这是怎么说的？” 外交大臣：“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纪蒲泰：“据隋《大业杂记》说：‘大驾羽卫，有行漏车、钟车、鼓车。今为舆。’，这就是国家掌握统一时间的一种表示。” 喇嘛王：“说到这里，我还得夸奖你几句。因为此时，全部学识几乎都汇集在你一人身上，象你这饱学之士，犹如神明降世，给我们带来不少知识。” 纪蒲泰：“承蒙大王夸奖，我可不敢当。我也算不上博学之士，学识也一般，不值得钦佩。” 喇嘛王：“哎，你不要谦虚。在座的，跟你一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们只会打坐念经，做一天和尚，念一天经，那个也没你能，个个浑混混呵呵，人人都象是糊涂虫。” 纪蒲泰：“大王，我可不比他们聪明。因为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怎能比高低用功？” 喇嘛王：“佛经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至于佛经就不需要你讲啦，你还是说说那科学的东西，讲出在宫廷之外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仪器。” 纪蒲泰：“现在的守时工具是石英钟和原子钟，由于他们十分精确，以致使用他们时，发现地球自转不均匀。” 喇嘛王：“中原各地的古代所建的钟楼，鼓楼，他们都是定时报告时间的建筑。” 纪蒲泰：“朝廷用它们统一全国的时间。” 喇嘛王：“这我清楚，和木里报时差不哩。在中原报告时间，白天击鼓，敲钟，晚上用梆子打更。所依据的守时工具，就是漏壶。” 纪蒲泰：“古代的守时工具——漏壶的使用，在天文观测上也确实起过重大作用。公元330年的晋代，虞喜发现了岁差，定出冬至点每50年西移一度。” 喇嘛王：“这是古人天文观测的进步。” 纪蒲泰：“东汉人贾逵（公元30—101）年发现月亮的运动有时快些，有时又慢些。从而打破了人们一直认为月亮均匀运动的传统观念。” 喇嘛众臣：“月亮运动的这种微小的差别，我们可看不出来。” 喇嘛王：“看不见，就别乱插言。听他们谈这最圣洁、最神圣的事情。” 纪蒲泰：“公元619年，唐人傅仁均将这一发现，直接应用于历法改革之中。公元六世纪，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又发现太阳的视运动也是不均匀的。公元721年，唐代卓越的天文学家一行，进一步发现太阳在冬至时视运动速度最快。” 喇嘛王：“那快到什么程度？” 纪蒲泰：“当时近地点离冬至点仅有九度，太阳在近地点（地球在椭圆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一点）附近。” 喇嘛王：“这说明一行的观测是很正确的。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出家的和尚中竟出了一个大天文学家！” 喇嘛众臣：“这时我们才知道，一行和尚可以当作我们光荣模范的。” 纪蒲泰：“更可贵的是，在他身上绝看不到那种骄傲自满，他的天文观测的结论也是合理的。这些重要的发现，除了仪器的改进、辛勤的观测以外，漏壶的采用也是重要原因。” 喇嘛王：“工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精确的测量工具，一切都是图虚的，得不出什么结果。” 偌尔曼：“这样看来，漏壶实在是重要的古天文仪器之一。” 喇嘛王：“那么铜壶滴漏，又是怎样由天文观测校对呢？” 纪蒲泰：“公元前40年，桓谭的一段话，记录了这一校对，他说：‘余前为郎典漏刻，燥、湿、寒，温輙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喇嘛王：“这说明，两千年前的汉代天文台，白天用日晷，晚上用星象，来校正漏箭的刻度。” 扎布：“我有些糊涂，那日晷是干什么的？” 纪蒲泰：“日晷是白天测时的仪器，晚上则主要是用浑仪测星定时。这是古人一套完整的报时体系。” 扎布：“我虽然听明白了，但我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纪蒲泰：“那我告诉你。在了解日晷之前，必得先弄明白漏壶是什么东西，有何意义。” 喇嘛众臣：“那你就讲一讲两者的相互关系？” 纪蒲泰：“漏壶，顾名思义，是一个壶底或靠近底部凿有小孔的盛水工具。水从小孔逐渐滴漏下去，用以计时。日晷和滴漏相互映正使用，因为某些天象的观测，必须记录下当时比较准确的时刻。这是古人计时必不可少的两种工具。” 喇嘛王：“那中原地区，何时用此工具？” 纪蒲泰：“在前面我们说过，告成镇周公测景台时，明代修建在观星台上的两间小房子，其一间是放滴漏的。至今，这间房子的梁上，还报存着‘金壶滴漏处’的墨迹。从这个遗迹上，可以想到古代的司天台，都装备有滴漏。这种计时工具，较早的记载见《周礼》，但这种计时工具的发明可以追溯更早。《周礼》说到：凡有军情时，要用滴壶记录时间。还记载了东夏在漏壶中使用的水温不同。” 喇嘛首相：“水温不同，难道会影响滴漏计时的功能？” 纪蒲泰：“或许你们不知道，水温在一百度和零度时，它的粘滞系数相差6倍多。这会影响到漏水的速度，若不加温，显然冬天水漏的就慢了。” 偌尔曼：“因此，这段记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是很值得重视的，也是很值得西方学习的。中国古人发明的滴漏了不起！” 喇嘛王：“那漏壶都有哪些种，计时更准确呢？” 纪蒲泰：“漏壶有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种。其中泄水型可能较早，它可能只有一把壶，下方有小孔，壶中放有可沉浮的木箭。” 喇嘛众臣：“壶中放箭，这事稀罕！那木箭有何用途？” 喇嘛王：“这你们就糊涂，难道你们不明白，当水从小孔中逐渐滴漏下去，木箭就逐渐下沉。” 喇嘛众臣：“谁让我们是您的臣民。那木箭下沉，表是什么？我们真的不明白呀？” 喇嘛王：“所以，你们还得多学西中原文化，才可提高知识呀。你们怎么就想不到，木箭上有刻度，用以表示时间。这种漏叫‘沉箭漏’。不过，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没有学够习透，还是让蒲泰再讲一讲吧。” 纪蒲泰：“还有一种泄水型滴漏，是在水容器里，放置一底部有孔的碗壮物，开始，它漂于水上，水逐渐渗入，到一定时刻，水满碗沉，用以记时。还有，受水型漏壶有两个壶，带刻度的箭放在受水壶中，上面泄水壶的水，逐渐滴入受水壶中。于是，木箭逐渐浮起，用以表示时间。这种壶称为‘浮箭壶’。” 偌尔曼：“这其中有个问题，我倒不清楚，需要提出？” 纪蒲泰：“有哪些不清楚？我们共同商议。” 偌尔曼：“我认为，这两种简单的漏壶，都存在这一个较大问题。即水滴不均，当泄水壶水量多时，水压大，滴漏快。水量逐渐减少，水压逐渐降低，滴漏愈来愈慢。出现在种情况，古人怎么办？” 纪蒲泰：“这话问得好，我们来商讨。” 偌尔曼：“我不了解中国古人的智慧。我要看看你怎样回答我？” 纪蒲泰：“古人有着许多聪明智慧，为了克服这种不均匀性，漏壶发展为多壶式。现存在广洲的滴漏，就属于这种改进型。” 喇嘛王：“行，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也说到我的心里。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纪蒲泰：“这是一种减少受水壶前后一级泄水壶，水位变化的巧妙的方法。它使该泄水壶的水从上一级得到补充，从而保持适当的水压。” 喇嘛王：“我莫非听错啦？不过，古人的这种方法确实是我乐于接受的。那你得介绍一下，中原古人是怎样采取的方法？才解决了那些问题呀。” 纪蒲泰：“我说元代的那个滴漏，由四个圆形的铜壶组成，水从日壶经过月壶和星壶，依次滴入受水壶。受水壶中有一个铜制浮箭，用来表示时间。这台漏壶从天祐3年（1316年）制成，一直使用到1900年。” 喇嘛王：“我想，这种多壶式漏壶，若在别的国家，古人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当作很光荣的事。” 纪蒲泰：“我还有话跟您说。多壶式漏壶从三个到六个壶式不等，但水位还是要减少，为了使水位保持一定，宋代人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它不是靠中间的补偿壶补偿水，而是在中间加一个恒定水位壶。” 喇嘛王：“这个法子叫我相信。但我还不了解其中的窍门？” 纪蒲泰：“我讲的恰恰就是人们可以看见的事实。这个壶除向受水壶滴水外，还连着一个平水壶，专门承受水为增高时溢出去的水。” 偌尔曼：“这种方法想的真对，设计解决了溢水问题。但愿这种设计成为事实。” 喇嘛王：“怎么？这件事，就这样令你不能相信吗？” 偌尔曼：“不是，大人，这件事是蒲泰亲口说出，我怎能不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机会我一定得亲眼目睹，一饱眼福。” 喇嘛王：“算了吧。你要是不相信他的话，这可不是儿戏呀。” 偌尔曼：“不，他没有白说，我也信得过。” 喇嘛王：“那末就相信吧。” 纪蒲泰：“我告诉你们……到了清代，结合这两种形式，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综合形式，安装在北京古观象台上。真可系，被侵略者们破坏了。” 喇嘛王：“我们怎容得他们任意猖狂！以后总得跟他们算帐。” 纪蒲泰：“这笔帐，我们暂且记下来。” 扎布：“是的。我们中国人的财产怎能让外国人侵占破坏。” 喇嘛众臣：“是的，我们听了这话，肝火不能不冲上来。” 此时，喇嘛们尽管嘴上不说，可他们的心里实在是想得更多。虽然他们个个义愤填膺，可也不敢随便乱动。为的是这场讨论能继续进行，因为任何事情，他们都仔细斟酌过。 扎布还记得他问的那句话，蒲泰还未回答。此时，为了重题话题，他又问了一句。 扎布：“那些气人的话都记在心里吧。常言道，君子报仇，时间不晚。那日晷到底是什么样子？蒲泰，你还未说哩？” 纪蒲泰：“你放心吧。日晷保存下来的还比较多。以后，你若有机会，到故宫去，就能看到。” 喇嘛王：“好，好，保存的多就好。我也想看到，不过，这种机会，不知何日能来到。” 纪蒲泰：“有机会，会看到。” 喇嘛首相：“你你就讲讲日晷的模样，也好叫我们在心里想想。” 纪蒲泰：“这可是举世无匹的宝贵遗产。日晷可能是由圭表演变而来。它是利用日影位置的变化计量时间的一种仪器。” 外交大臣：“它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 纪蒲泰：“我国传统的日晷，是一种赤道式日晷，晷面一般为石质，晷面和地球的赤道面平行。” 扎布：“那它怎样用？” 纪蒲泰：“换句话说，它和地平面成一角度，这一角度随地理纬度不同而变化。” 喇嘛王：“啊，原来是这样呀。你往下说吧。” 纪蒲泰：“在晷面中心立一根垂直于晷面的铜制指针，这个指针同地球自转轴的方向是平行的。晷面边缘，刻有子、丑、寅、卯……等十二个时辰。每年春分以后，看盘面上的针影。秋分以后，看盘下面的针影。” 偌尔曼：“我在北京故宫所见的，就是这种赤道式日晷。” 喇嘛王：“现存的古代日晷，年代最早的是哪一年？” 纪蒲泰：“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日晷，是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7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城（今********），和1932年在洛阳金村（即古金镛城）出土的玉盘日晷（号称玉盘，其实是石制品，由于制品精美，古代则往往美其名曰玉。）。” 喇嘛众臣：“那这些日晷都在什么地方？让人们一睹芳容？” 纪蒲泰：“前者，现今保存在国内。后者，现今藏于加拿大略皇家博物馆内。它们的制作年代，安字的书法考察，是在汉以前。晷面刻有很多辐射线，辐射线中端有小空。” 扎布：“那些线和孔，有何用？” 纪蒲泰：“这种日晷，不但能判断时间，还可以判断季节。中央部分可能是一个长方形石板，石板可以转动，辐射纹末端的小孔中放置一‘T’形‘表’（即‘T’型杆），该日晷也是赤道式日晷，‘T’形‘表’直立部分的影子正好和某条刻线重合，指示当时的时刻。‘T’形表横杆的影子，会投射到石板上，石板上有刻线，可以看出当时的季节。（近期有人认为，********出土的这类仪器，其用途是测定方向，应称‘晷仪，资料注。）” 喇嘛王：“这就是说，这两个两千多年前的日晷，展示了从圭到日晷演变的途径。” 纪蒲泰：“这还说明，圭表的使用在我国至少可一追溯到周代以前，从圭到日晷有它自然发展的过程。” 偌尔曼：“这么说，认真考察一下，还可以发现，中国式赤道日晷，比西方地平式日晷先进得多。” 喇嘛王含笑地问：“为什么你这么说？” 偌尔曼：“因为中国式赤道日晷，在晷面上可以等分刻度。而西方地平式日晷，因晷面平行于地面，因而晷面上的刻度大小不等。” 喇嘛王哈哈大笑：“相比之下，西方日晷相形见绌，设想不足啊！” 偌尔曼：“历史上，有好多先进的东西，是西方向东方学西的。特别是通过丝绸之路，西方接受了不少中国先进的科学知识，推动了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 喇嘛首相：“我们还是再说一下时间。我有个设想，制造一个日晷，在木里做一做实验。你们看怎么办？” 纪蒲泰：“我只能给你们提出一点意见。要注意，现在都不用日晷计时了，因为，日晷上指示的时刻是真太阳时，而现在人们使用的是平太阳时。” 喇嘛首相：“这是何道理？你得解释解释。” 纪蒲泰：“由于太阳在黄道上运动，而黄道和赤道有交角，还由于太阳在近地点运动快，远地点运动慢，因而真太阳是不均匀的。平太阳时克服了这两种不均匀性，是一种比较均匀的时间。它们之间的差称做时差，时差的数值，登载在每年的天文年历上。” 喇嘛近臣：“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也稍稍知道一些天文知识。但是，日晷为什么能校对漏壶，那么，晚上又怎样测时间呢？” 喇嘛王：“虽然前面介绍过，但还是有必要再说说？” 纪蒲泰：“起初古人观测天象，晚上也用圭表测量。但它不方便，而用璇玑玉衡这种仪器，又过分简单。” 喇嘛众臣：“那古人怎么办？” 纪蒲泰：“正因为遇到了这个难题，古人因此发明了浑仪。” 扎布：“那浑仪究竟是个啥东西？” 纪蒲泰：“浑仪是古代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发达的象征。” 外交大臣：“那你就更有必要，作专门介绍。” 喇嘛众臣：“是呀，只有你介绍清楚，我们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