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盛世清明 仁帝赵祯

    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契丹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耶律宗真率十六万七千辽兵，分三路攻夏：北院枢密使萧惠领北路军六万，皇太弟耶律重元领南路军七千，辽兴宗耶律宗真统中路军十万，计划一举灭夏。夏景宗李元昊以左厢兵屯贺兰山北，萧惠领北路军先至，遂与夏军接战。

    夏景宗李元昊见处于劣势，向辽军请和，辽兴宗耶律宗真不允，发兵全力进攻。夏景宗李元昊采取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的策略，率军后撤百余里，并烧毁沿途牧草，待辽兵马疲惫无食之机，发动反击。

    两军交战后，夏军处于劣势，忽起风沙，夏军乘势邀击，辽军大败，辽兴宗单骑逃走，驸马萧胡睹及近臣数十人被俘。战后夏景宗遣使请和。

    夏景宗李元昊有疑必诛性格在延祚十一年正月初二（1048年1月19日），其子宁令哥趁元昊酒醉时，割其鼻子，元昊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享年46岁，庙号景宗，谥号武烈皇帝，葬泰陵。宁林格后来因弑父之罪被处死。

    夏延嗣宁国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1049年)，辽兴宗乘夏景宗(李元昊)新丧之机，发兵三路攻夏。北枢密院使萧惠率南路军渡黄河，向河套地区推进，攻西夏东境；耶律敌鲁古率北路军攻西夏右厢地区，南下攻凉州；辽兴宗率中军攻西夏中部。

    辽南路军沿黄河而进，战舰粮船浩荡，进入夏境。夏军乘辽南路军轻敌冒进，突然发动攻击，辽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萧惠领残部败走。辽中路军闻萧惠败讯，不敢继续深入，撤兵而回。北路军进至贺兰山，击败没藏讹庞率领的三千骑兵，追至凉州，俘夏太后(毅宗母)及官僚家属多人，获大量牲畜而还。

    公元1052年范仲淹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

    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

    他葬伊川后，长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任过宰相）、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及九孙、六曾孙也葬在他夫妇周围。北宋皇帝宋仁宗赵祯闻讯后难过万分，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纪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两年方成，热情饱满，词语生动。

    范公的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皇祐四年（1052）是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sao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令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侬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短时间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

    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这也是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有违宋朝国策的。而庆历新政对宋朝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不过宋仁宗赵祯只是那它救急而不是图强。

    至和元年（1054）八月，欧阳修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公元1055年7月，耶律宗真巡游秋山，驻宿于南崖的北峪，起病。8月病重，己丑日死。耶律宗真死后谥号为兴宗。

    嘉祐元年（1056）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没有血染疆场，没有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赵祯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朕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赵祯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宋仁宗赵祯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宋史》这样评价赞美宋仁宗赵祯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赵祯一生节俭，如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姑息，必加重罚。宋朝百姓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

    宋仁宗时代的悲剧是寇准因为立他监国，寇准被刘后刘后排挤。范仲淹因为庆历新政后多次被贬，年老多病带忧之志而去。狄青因为宋朝国策重文轻武，屡遭猜忌，惶恐忧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