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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远提着一只黑色的小皮箱,登上了开往省城方向的列车。 为了此次探亲之旅,他费了很多周章,找了好多关系,总算搞到一张二层硬卧票。 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是他早已领教过的。 人多的时候(不过也从来没少过),硬座车厢的座位,早已名花有主。 即便是过道上,早已挤满了人。 前胸贴着后背,脚尖顶着脚跟。 不时有人喝斥:“长眼了吗?你踩痛我的脚了。” 每隔一段时间,列车售货员还要推着长盒状的售货车,在这无缝插针的过道上穿梭。 一边喊着:“让一让了,让一让了。” 一边又喊道:“香烟,啤酒,花生米;水果,报纸,矿泉水。” 每当这个时候,过道上的人们就要分成两列,身体尽量向座位靠拢,好给售货车腾出足够的空间。 座位上坐着的人,如果修养不够,还会呵斥:“挤什么挤!挤什么挤!”一边用肘部往外搡。 返乡民工如果被挤到过道上,那就更加悲摧了。 他们就像那迁徙的候鸟,或东西,或南北,定期迁移。 每到回家的日子,民工们常常感叹自己连候鸟都不如。 候鸟迁徙时,扇扇翅膀就飞走了。 可他们要把铺盖卷、旧衣服和一些舍不得扔的瓶瓶罐罐全都带回家去。 于是乎,背上背了大包,手里拎了小包,脖子上还要挂上一大堆东西。 又舍不得买卧铺票,也买不到坐票。 背着大包,拎着小包,往往最后才能上车。 上到车里时,车里的好位置早被别人占了去。 如果能在列车门厅处获得立脚之地,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 再好点的地方就是洗漱间和锅炉室。 如果这两个地方也挤满了人,只能挤到过道上。 如果货架上没有放满东西,能把东西安置到货架上去,也算是一种幸福。 如果货架上堆满了东西,座位下也塞满了东西,只能背了大包,拎了小包,脖子上挂上一堆东西,突兀地站在过道里。 身子时不时还要翻来侧去,那就太不幸福了。 过道上除了售货员要定时经过,列车工作人员、上厕所的、打水的、寻亲找友的、要下车的还要时不时经过。 每经过一次,都会引发一阵sao动。 那些民工还要时不时观察洗漱间、锅炉室、门厅等处的情况,一有空间,必须及时补上。因为站在这过道太让人痛苦了。 至于洗漱间是否会浸湿衣服,锅炉室是否会蹭上煤灰,那都无关紧要了。 能找到坐的地方,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情--地大人博。 有人讥讽南亚次大陆的列车加了外挂,我们同他们正好相反,加了内挂。 朱志远按号找到了自己的铺位,把小皮箱立到枕头一侧。 想找个坐的地方,休息休息,并看看沿途景致。 可有数的几张折叠椅上早已坐满了人,只好站在一扇玻璃窗前。 列车一声长鸣之后,缓缓启动了,向着北方缓缓蠕动。 随着咔嗒声渐趋紧密,窗外景观飞快向南扑去。 八六年十月份,在舅舅的斡旋下,朱志远顺利当上了城市兵。 如果有城市户口,参了军,兵役期满,就会发给一张安置卡。 别小瞧这张小小的卡片,不论是否获得过军功,只要在部队没犯大的过错,回到地方后,民生局就会给安排一个工作岗位。 这是城市兵与农村兵最大的不同。 那年,舅舅已被提拔为团练局副局长,说了话,还是管用的。
其他一些拥有城市户口,想通过参军,求得工作岗位的人,就没有朱志远这么幸运了,需要上下打点。 只有团练局主要负责人点了头,或是直接从部队搞到戴帽子的指标,体检通过,才能入伍。 那年的十月十五号,朱志远和云川县其他六十七名新兵,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四十二名去泰阳,二十六名去津门。 朱志远就属于去津门的那一拨。 虽然津门离家也就七百多公里,可当兵是不允许随便回家的。 再加上一些人传言,新兵集训三个月,要活活蜕层皮,这令朱志远的父母颇是踌躇。 孩子从未出过远门,基本也没离开过身边,一下子走得这么远,一年四季又不准回家,集训还要蜕层皮,这让他们越想越发怵。 可除了当兵能有个好前程,哪还有更好的出路呢? 想想别的家庭,孩子想当兵,可折腾来,折腾去,毫无结果。 比起他们来,自家还算是幸运的。 何况去参军的人又不止自家孩子,人多了去了。 谁见过哪家孩子集训完,缺了胳膊少了腿的? 想到这些,又心宽了不少。 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像“到了部队要听首长的话”“多喝水,不要上火”“不要出去乱跑”“记得经常写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家里说“之类的话,不知说过了多少遍。 朱志远明确警告母亲,不要再说相关的话题,他早已听烦了。 朱志远劝父母,部队领导带兵走的这天,就不要送了。 父母不肯,提前两天就向厂里领导请了假,坚决要送一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