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五
生平经历 少年时代 袁世凯生于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的得名即与战争行伍有关，似乎在预示着这个新生儿一生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同治五年（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世凯时年八岁，也随行。后袁保庆由山东调到江苏。在南京，袁世凯的一位老师曲沼擅长武术，教会了袁世凯一些拳法剑术。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豪气无二。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提拔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袁世凯先后于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在乡试中中举。袁世凯家族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袁世凯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心思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袁世凯曾作诗《言志》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然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和自身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19世纪80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自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袁世凯科场失败以后，决定投奔淮系李鸿章。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这位大人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秀才，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鸿章，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朝鲜平乱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也因这一事件受到李鸿章等人的重视，年仅26岁的他就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时常出入朝鲜宫廷，并且让朝鲜高宗按照藩国礼仪迎接上国钦差，明确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 冯国璋他还防止朝鲜向外国借款、阻挠朝鲜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的确，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战争前还多次曾经派人暗杀袁世凯，只不过没有成功。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到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从仁川回国。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保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 创立新军 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袁世凯扩练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6月，39岁的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898年戊戌政变前，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袁世凯没有对慈禧太后下手，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将消息转告荣禄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实起于袁告密之前，且袁世凯告密无确切证据。甚且，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七千人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九万人部队。虽然，袁世凯的决定并不是导致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变法却被镇压。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而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废后则属情节严重的谋逆大罪。相传袁世凯听时任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了六君子。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到处拆铁道，拔线杆，破坏了社会安定，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洲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洲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甚至预言将步曹cao、刘裕后尘。1906年，袁主动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7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中枢重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并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京师，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就任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段祺瑞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当时革命党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为了结束南北对立，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力，但袁坚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6] 折叠宋教仁事件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以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而宋案凶手武士英则是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宋教仁案成为历史之谜。当年7月孙文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也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袁坚持“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正式推出新的《袁氏记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10年，任届没有限制，可指定三个新总统候选人。 签订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1]）、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恢复了君主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建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3日，袁世凯身着衮冕在天坛祭天，并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即位后，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然而，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世凯袁世凯的年号“洪宪”是弘扬宪法的意思。袁世凯所谓的弘扬宪法，不过是欺瞒国人的把戏而已。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有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 袁世凯称帝，与杨度等君主立宪人士蛊惑及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修改过后）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 “洪宪”宪法 袁世凯称帝逆历史潮流而行，但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制。 近年学界不断有新论指出，袁世凯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内容，比如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 “袁世凯很清楚，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玩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在天津试点推行普选，产生议会。”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刘路生表示，袁世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民国初年纷争不已，让他忙于应付，根本来不及着力于此。 但刘路生同时又认为，以袁世凯的个性，他应该也不会愿意成为一位“虚君”。有人揣测，袁可能是想选择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自幼起即随袁世凯去朝鲜及山东、直隶各地，并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强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