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周易》（三十九）

    第八章：《左传》记载人们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四节：《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同性质的认识影响，有认为是一部义理书，有认为是卜筮书，更有从亦筮亦理上认为

    一、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认识的突破（虽然《左传》产生于孔子之后，但《左传》里记述人们运用《周易》卜筮却早于孔子，或孔子生活的时代）（续）

    帛书《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后学者对孔子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但这些反映孔子对《周易》一书老而如此的喜观学习，并且如此的详细记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看法与定性，却不见于《论语》一书，这是什么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认为《周易》(因春秋时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书，就是老师孔子看出了什么，也不能记录到《论语》里，因孔子是反对占卜的。

    在孔子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筮卜上运用的“八卦”，而说成是《周易》，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性认识世界的时代，但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学者心头的阴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深入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种说法性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论语》一书所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说法，虽不像帛书《要》文里如此那么详细，但同样体现了孔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巫史相背的，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一部义理之书。这是孔子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出伟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左传》里的“易象”与“鲁春秋”两书），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出一篇“君子论”，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子论述很多，但“君子”论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继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后期上层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直接引用来说理。这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所以对《周易》作义理认识也并非孔子之首创，只是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这种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对《周易》本质的看法，才有了《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写照。但就这么一句话，可后封建社会后期里的儒家学者，并不认为这《易》是指《周易》的，也对司马迁《史记》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怀疑，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是不会喜欢《周易》的。那些文人学者把《易》作“亦”解，因帛书《易传》的出土，《要》文里孔子与学生子贡的辩论，才证明了孔子晚年喜欢上《周易》是确实的，《论语》里的说法也是真对《周易》一书的，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帛书《要》的考古发现，给人们认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从新认识《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考古上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纪年木牍已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说明帛书《周易》与《易传》是公元前168年做为墓主人随葬品下葬的。这帛书是否是墓主人生前的读本，还是做陪葬入土时的抄写在帛上的临时抄本，就不得而知了。这公元前168年与汉刘邦建国时期（前206年），已过去了三十八年。这《易传》“要”文是汉初的文章，还是先秦的文章，在学术上也是有争议的。《帛书·要》里的那一段文章，详细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贡的质疑，而产生师生两人之间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辩论。从那段对话里，看到了孔子有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辩论思想，体现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为当今学界里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看到眼里，并提出激烈的反对性的质问。“子贡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这子贡对老师提出了尖锐的反问与批评。认为老师往日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卜筮频繁”，这一观念弟子们完全所接受了，为何老师老了反而又爱好上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学生看到眼里，认为老师老了却爱上卜筮之书了，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子自然要对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对意见的子贡一个说法来。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语要有规范，指责别人不要太随便，践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华。对《周易》重要的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过。因为《尚书》多有疏漏之处，而《周易》能使人无过失，而且又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这就是“夫子”回答子贡的质问。这确实体现孔子不同于他人之处，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对《周易》一书的认识“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对“周易”的重要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并不在于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过”）。这话说的太对了，孔子若没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能有这样的认识吗？孔子看了《周易》一书，认为“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没有看错，这正是《周易》一书的真正内容，那里是卜筮之书。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过，就否定《周易》一书哲学性质，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而《周易》一书在子贡的眼里就因为史巫用其卜筮，就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就不再认真的去分析研究，去伪存真了。

    子贡又接着质疑老师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乐其辞，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过”。总之在子贡眼里已把《周易》看成邪恶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师乐其辞与史巫占筮虽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态度。孔子听到子贡对《周易》一书如此简单的否定态度，给予了严厉的训斥与批评。孔子在教育子贡时又进一步阐述《周易》一书的理论道理。

    “子曰：校（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也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这段的“子曰”里有几个缺失的文字，是学者推猜而补出来的，这几个字，可又是很关键的几个字。“良”后面是什么，才说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占]，若是，也与“[非]《易》也”符合逻辑关系。这就说明了孔子认为《易》之道，非讲卜筮的。百姓的好卜筮与《易》是根本不同的。这在孔子看来“筮”与《易》并非是一回事。孔子认为《周易》是讲辩证思维道理的。《周易》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的作用。《周易》一书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腊哲人认为“智慧”之书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书了。这里的“不妄”是什么意思呢？《周易》一书里本有一篇文章其题目就是《无妄》。这“妄”的含义是指不端不法之事。“无妄”就是指不干、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这“愚人为而不妄”就是“不聪明的或无知识的人学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会干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jian人学了《周易》就会去掉狡诈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讲义理的书，那里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样当作卜筮之书在用，“非《易》也”。那些用于卜筮的，是跟《周易》是两码子事。这可说孔子从根源上说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来。孔子强调百姓卜筮，不是《周易》里的东西，《周易》是讲辩证道理的，这是两回事。这可是先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发出最理性的声音。孔子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来，这是震古铄今的声音。可这理性的声音，最终被帝王社会的黑幕遮掩了，埋葬了，没有留传给后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后，人们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这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虽是对其弟子的教导，无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书是义理之书，是与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题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只是谈占卜道理，而并不是讲《周易》是卜筮之书。

    这一段话里的一些句子不好理解，但总体表述了孔子对“筮”与“德”两者应如何对待的问题，也表明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学习与史巫是同途而殊归。又担心自己好《易》生怕后世之人误解，强调自己是求其德而已。总之，体现了孔子重视的是《周易》里的“德义”，而不同于史巫用于卜筮，这段话表述的是相当明确。

    “君子若能以德行求福，那么祭祀就少了，以仁义去求吉祥，那么卜筮也稀了，祝巫卜筮的行为不就落在后头了吗？”

    这是孔子讲筮与德的辩论关系。孔子强调的是以德仁行为，自然祭祀、卜筮、落在了后头。孔子希望的是用“德义”武装人们的头脑，那么祭祀卜筮之迷信也就没有了市场。但孔子在回答子贡提出的“夫子亦信其筮乎？”（难到老师也相信起筮卜了）时，有点力不从心了。虽然孔子从自己的一贯立场上讲“德义”，想以“德仁”的彰显，来抵抗“卜筮”迷信的存在，讲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没有针对子贡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力的说明，不过前面孔子已把《周易》一书也解释的非常清楚，应该使子贡明白好《易》不等同于“信筮”。但子贡抓着不放，最终点明“老师难到也相信起卜筮了”，孔子这里的回答就显得没有力度了。因为孔子也还没有弄明白，为何一部讲道德义理之书会成为史巫手是的卜筮之书呢？孔子时也没有考古学，也无法知道《周易》一书是所用的一套符号的历史源流，孔子无法知道那套符号本不是《周易》原创，早在商代后期已经产生，当然也无法知道《周易》之后衍生出的六十四卦符号卜筮工具，并篡改《周易》当卜筮之书的历史成因。孔子老而好《易》，还有很多《周易》的问题没有时间搞明白就逝去了。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这如同承他之后的孟子，同样心想建立起王道（仁政）政治。孟子不遗余力的在诸侯王门前推销他的仁政思想，可那些“好货”与“好色”的寡人们依“有疾”而来推搪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也只有无可奈何了。

    孔子希望以仁德去占领祭祀卜筮市场，一样的是“乌托邦”。也不因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秩序学说的倡导而使祭祀卜筮迷信消失。关键孔子没有从从根本上对祭祀、卜筮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启蒙与批判。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祛魅”过程。孔子的骨子里并不想开启民智。他所认为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孔子又是“敬鬼神而远之”。对《周易》也只是“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矣”。孔子的学说显然不能抑制非理性意识的存在与膨胀（后封建二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孔子也没能从根本上揭示卜筮类比思维的迷信虚无思想的根源，以及卜筮与《周易》之间是何等错位的历史成因问题。也许孔子的那个时代根本达不到这种认识，反而孔子的《诗》论，助长了类比思维的方式。就连孔子还没有弄明白卜筮与《周易》如何混淆在一起，就仙逝了。但在先秦时期有如此理性的孔子，也是那个时代的庆幸。可这真实的孔子与真实的思想也被建立起的帝王社会所埋葬。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筮卜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

    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差不多（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

    帛书《易传》应是临时抄写本，不说难免有错漏之处。本身帛书《易传·要》文，前后的主题思想并不协调。后段文章内涵，显然与孔子思想是不相符的，《要》文的章节，像是拼凑的文章，是战国后期论《易》者，假托孔子而发展出的“易学”新理论，这本是“易学”上的传统。《要》文后段出现的“天地四时”，“天道观”与“五行”理论，应是战国后期，王权思想上升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的东西，是与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说不是一回事，即不属于一个思想体系。《要》文是儒门后学者创作时增加进去了时代的思潮。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孔子“引典”，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层意思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这与《论语·子路》里记述的“子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的说理格式是一样的。

    孔子在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着”时也没点明出处，而紧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内容，也是两个层次。先是引用来说理，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前一句“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那样认为就错了。至于那句话“用典”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特别对“周梁山之占”更是难以解读，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在学术界没有解读出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时，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既是牵强附会的，也是错误的。

    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当”，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行为。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我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并不是表述自己占筮的经验方法。而当今一些人从这句话里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证据，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筮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而孔子看懂了《周易》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筮卜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多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及竹书《周易》的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

    帛书《易传·要》文的重见，为我们提供了孔子这位伟大思想家理性的对《周易》的认识。孔子理性的认识《周易》无疑对先秦“易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孔子所见的《周易》文本，无疑是春秋《周易》文本了，而非是已被改造成的“九·六”数字卦爻式《周易》文本。当然有《左传》中的记载，春秋时期巫史已将春秋繇题文本《周易》用于筮卜了，孔子所见的只能是春秋《周易》文本，虽然《要》文中并没反映《周易》是何种的文本。既不反映“繇题”内容，也不反映“爻题”内容。但可以推知，孔子时期所读的《周易》文本，是把画符号及名称加繇辞的春秋《周易》文本。

    总之，无论《要》文记载孔子老而好《易》，是否是真实孔子的言论，或是孔子后学者的思想，都表明对《周易》一书性质认识上的突破，并不被史巫用于卜筮所蒙蔽，而看出《周易》思想理论的光辉。

    我们重温考古上发现西汉初佚文帛书《易传·要》里记载伟大孔子所发出的理性声音: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

    “夫《易》，刚者使知惧，柔也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