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七十三）
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十七节：现代“易学” 自从推翻了封建帝制，经学也跟着烟消云散，《易经》学术也起了变化。现在不再像帝制时期里的“易学”那样，是对今本《周易》和《易传》做为《易经》的一体注释。现在的人似乎比帝制时期的人能分清《周易》与《易传》不是一体内容。人们能分清《易传》非《周易》里内容，不象帝制里把《易传》与《周易》为一体，又往往以经(《易传》)解经(《周易》)。现在的“易学”也不能再认为是专指《易经》的学术了，对今本《周易》与《易传》多是分而注译。更主要的是现在人们也基本抛开象数去注译今本《周易》的方法，而是直接对今本《周易》文字做注译。不过现代的《周易》学术，依然是对算卦格式文本《周易》的学术，依然是受历史上的影响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依然是碎片化的注释今本《周易》，并没有恢复到原创《周易》文本的学术研究。 古代对今本《周易》一书似乎最好注释，所以注释这部书的层出不穷，其注释的书籍浩如烟海。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所谓编译，或注解这部书而出版的书籍比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所出的总量还要多。这部书成了个没有标准的东西，谁都可以弄个注释的本子出来，也就形成当今“易学”上乱象丛生。 《周易》是什么？这在当今似乎既很明确，却又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谓很明确，即当今的专家学者无不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而所争议的，则是在卜筮说上，又把《周易》说成是哲学、科学、代数式、大道之源、忧患之书等等。这就出现对《周易》一书的性质，既明确又纷争的现象。 特别到了现在《周易》说上是更加的混乱，如称谓上的混乱，说法上的混乱，注释上的混乱。 如现在人们在书店里看到的《周易》通行读本(算卦之用卦爻式《周易》)，即有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周易》一书。其名称有称《周易》的，也有称《易经》的。一般说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周易》读本，其称法及文本里的内容并不统一，如书名为《周易》，但文本里内容有的只有所谓的“六十四卦爻辞”，还包括一部分属《易传》里的一些文章，又不全包括《易传》内容。也有的出版社出版的《周易》读本，而内容是所谓的“六十四卦爻辞”加《易传》。也有不少的出版社以《易经》名称，而内容同称《周易》名称的读本没啥区别。其内容也是所谓的“六十四卦爻辞”加《易传》文章。也有以《易经》为名称的读本，而内容有所谓的“六十四卦爻辞”加《易传》里的一部分内容。而有的称《易经》或《周易》的读本，其内容只有所谓的“六十四卦”。而且书店还有标着《周易预测》及“易经八卦占卜”的这些内容，但看其内容是讲八卦纳甲算命的，还是六爻八卦算命的，均不是注释今本《周易》所谓六十四卦卦爻辞内容的。还有算卦地滩上也写有“周易预测”，或“易经预测”的，但内容是算卦、或是看八字的。这就让人更难明白《周易》（或称《易经》）道底是什么了。 不过现在易学界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似乎成为了统一口径。 如现代有部大型工具书《辞源》，《辞源》里是这样解释《周易》的：“《周易》也叫《易经》，我们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易有，变易，简易。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附卦辞，文言，说卦，序，杂卦称十翼，为传。主要通过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式推测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以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为产生万物的本源。西汉《经》、《传》别行，后来才合而为一。汉儒言易，多取象占，至三国魏王弼始以义理说易，现在通行的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本），李鼎祚《周易集解》。” 这是《辞源》对《周易》一书做出的解释，也可说是给《周易》这一概念下的定义。《辞源》给《周易》所下定义，即“《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其它那些内容是解释《周易》一书的内容，包括如何用八种物象八卦式的推测自然和人事变化（即算卦的那回事）；阴阳二气发展出哲学上的本体论；易学发展上的流派与易学著作等。 我们且不论《辞源》解释《周易》一书所涉及的相关的那些内容对与否（如把八卦卜筮混淆于《周易》）。单就《辞源》所下的定义：“《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就使人们明白了《周易》一书的性质了，知道了《周易》原来是“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若不懂《周易》是什么的话，一查《辞源》就知道“《周易》是占卜书”，现在也叫算卦的说法。完全可以把“哲学思想”省略掉不说。因为《辞源》下的定义落脚点是“占卜”的，虽然带有哲学思想，但归根结底是用来占卜的。目的是占卜的，而不是哲学，哲学思想是为占卜之用的。既然把《周易》定性为“占卜”的，而在“占卜”的前面，带上修饰语“有哲学思想”的这几个字，似有画蛇添足之感，让人感觉算卦也得有哲学思想么？古人太高明了，用哲学思想指导算卦，并且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看来儒家人物都是算卦高手了。若这样推理，这《辞源》里给《周易》所下的定义，似有不妥。哲学思想和巫术（占卜是巫术分支）岂能融合在一起么？这难道也是东方文化的特色么？纵观西方的哲学史，哲学是排击巫术的，就连神学也是排击巫术的。造成《辞源》的这种解释，一是所见今本《周易》的卦爻结构形式以及受《系辞传》的影响；二是把《周易》一书与《易传》混同一体，所下的定义。这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也就难分谁是有哲学思想，谁是占卜之书了。故《辞源》给所谓的《周易》（包括了《易传》）所下的定义就失去了意义。可是《辞源》是一部大型的权威辞书，可想其影响性。 还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册，第一章里说：“商代甲骨文也是用来占卜的，但凿龟，看它灼裂的‘兆’，手续比较麻烦，《易经》占卜方法比较简易，因为是周人习用的一种方法，故称“周易””。（《中国哲学史》第16页） 显然《中国哲学史》把《周易》当作占卜书了。 我们且看另一位大学问家胡适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在他的被早年学界里称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而享誉很高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这样说道：“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做哲学史，只可以老子，孔子说起。”（《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十页） 胡适那本书的名称虽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可只是半部中国哲学史内容。目录上也写着的是“卷上·古代哲学史”，内容是讲先秦时期的哲学史。也正如他本人所言的那样，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里是从老子讲起，《周易》在他眼里自然不能做为上古的哲学史料来看待，自然不会从《周易》讲起。因为他把《周易》定性为“一部卜筮之书”了。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说：“《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看郭沫若发出诗性般语言的说法，多么的诗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与诗人。 这论证《周易》也不忘体现诗人的浪漫。而正是“诗性思维”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这用“诗”的语言说《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又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金景芳教授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易学”专家。 金景芳与吕绍刚合著的《周易全解》一书“序”中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 一、首先需要说的，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而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刚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对《周易》实际定性为卜筮之书，只是金先生在对认为是卜筮之书的《周易》，着眼点不在其卜筮之术上，而是着眼于卜筮里蕴藏着的思想，这话说的让人理解着就费劲。 我们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说法：“《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但是学《易》时也要看到，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并且依然把蓍与卦看成是‘神物’。然而这种神物之所以神，并不在于这个神物本身，而在于这个神物背后储藏着关于天之道和民之故的知识。当应用时，也不是认为这个神物可以前知，而是认为它可以作为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传统的以卜筮为职业的巫史是不了解的。一般人更不知道。应该说，真正了解《周易》的，只有下述两种人。一是作《易》者，而孔子在《易传》里所称道的‘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一是学《易》者，即‘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编’，著成《易传》的孔子。 《周易》之所以不易为人理解，固然在于它还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周易二十讲》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金景芳教授的这种说法，类似于《辞源》里对《周易》的定义说法，“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出现这种悖论，均是看到今本《周易》里的“六·九”爻式的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历史。不能认清“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的关系。把“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八卦筮术，硬往《周易》一书头上套。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系辞传》作者们以讹传讹说法的影响。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后来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没有看破，历史上很多易学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讹传讹。金景芳说的“《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 这种悖论是《系辞传》里“《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变个说法而已。看似比《系辞》“四焉”说有进步，实质没有本质区别。 总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既然认为是卜筮之书了，还有什么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呢？把《周易》说成内容是哲学而是通过占筮的形式来实现的，更是一种有害的说法。《论语》也是哲学，为何不去通过占筮形式来实现呢？金教授还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并且认为《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理论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对《周易》的研究上，还有很远的距离。 如金景芳的那种说法的，在金景芳之前的李镜池先生就有过论述。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序”里这样说：“《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书，其所以难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简以外，还由于它是一部占筮书，其中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而编篡时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记录）时代当更加古远。” “《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书……所以《周易》是以历史材料（旧筮辞）做根据表现作者哲学思想的一部占筮书。”（《周易探源》中华书局李镜池著1978年版第1页第6页） 而黄寿祺先生也同样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 黄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翻开《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与这些符号紧密关联的卦辞，爻辞，这就是《周易》的“经”文。 《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据上文对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学意义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黄寿祺的《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而高亨并没有认为《周易》有哲学的思想，可高先生既然认为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即《周易》是筮卜书，又何必那么兴趣的去研究，还注释那些认为的“筮卜辞”又有何目的呢？难道是发扬算卦之术吗？但有一点表现了高亨的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认为是古人迷信产生的算卦书。这说法若能分清用于八卦算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周易》说成是算卦书则是错误的。 高亨同李镜池那样是坚定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又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既然认为《周易》离不开象数，就别怕讲不圆满，本身把《周易》说成有象数就是以讹传讹。 高亨在《周易筮法新考》里说：“《周易》筮法，最初可能仅用六十四卦以筮。当斯时仅有六十四占。其后并用三百八十四爻以筮。当斯时则有四百四十八占。又后增入《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当斯时则有四百五十占；东周时代之《周易》即四百五十占筮书也。” 高亨的这种说法同是张冠李戴，应改为《八卦筮术新考证》，这种说法也许能成立。高亨把史巫给《周易》一书阉割成占筮辞来用，高先生也跟着以讹传讹的论述。高亨把《周易》分解，六十四卦占，加三百八十四爻占，再加上“用九”、“用六”，共计四百五十占。这是高亨筮法的新考说。既然认为《周易》是卜筮，就应学胡适先生那种精神，就不涉及《周易》，其讲先秦哲学从认为的“老子”哲学讲起。讲一部被认为是筮书的《周易》，有什么意义呢？除非认为筮卜能卜问人的吉凶前程，才去研究与考证的。而高亨先生既认为《周易》是占筮的，又从筮法上去考证，不知做这种学问有何意义。因为高亨不同于现代的算卦“大师”们编写的算卦书，是讲如何算卦的，是有明确的目的。而高亨写《周易古经今注》的目的是何呢？只因高先生也不是从批判筮卜的角度去考辨筮卜，既然目的不是批判那些迷信虚妄的八卦占筮之说，即不从批判的目的出发，何必考证那些筮法与象数呢？让人费解。难道研究历史上的算卦也是一门学问么？ 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东方易学研究会会长的朱伯昆，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的绪论开篇是这样说的：“《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又说：“《易传》解经的特点是，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为《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说：“《易经》作为西周时期算命的书，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解释卦象的卦爻辞组成，其解释卦象的文字即经文十分古奥，后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如何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辞？也难以理解。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释。这样，自然形成了解释《易经》的各种著作，先秦时期形成的《易传》即十翼，即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作的。”（《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九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我们看到《易学基础教程》一书的绪论里出现的这些说法，是否是类似古代一则寓言里那个叫卖“矛”与“盾”的说法呢？既然已说“《易传》解经的特点是，“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为《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可又说什么《易传》即十翼，是回答“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这《易传》岂不还是解释本为占筮的《周易》如何占筮的吗？岂不与已说的“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吗？但无论其说法如何的矛盾，而《易学基础教程》一书给《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并且《易学基础教程》所谓的《易经》是不包括《易传》内容。所说的《易经》应是《周易》一书了。 刘大钧现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等职与衔的知名易学专家。出版有《周易概论》、《周易讲座》、《纳甲筮法》、《周易古经白话解》等《周易》与《易传》及“八卦算命”的研究书籍。 其《周易概论》一书的后记中说：“《周易》作为古代筮书，虽未摆脱神学体系，但其内容都有着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本册子，后为教学而写，是针对初学者读汉、宋《易》注，往往被其中象数术语所阻，这一实际困难而发的。而象数学又是前人治《易》的重要内容，故本书对汉、宋易学中的象数之说，如易象、卦变，蓍法、占法、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图”、“书”、先天八卦方位等，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和简要的介绍。”（《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0年版刘大钧著） 听明白了吧，这是刘大钧1984年写的后记里说的。首先刘大钧把《周易》一书定性为“古代的筮书”，其次又认为这部筮书“内容却有着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听起来很是耳熟，这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的那场《周易》论辩争鸣中的一些学者的说法相似，即认为《周易》是筮书，又认为有哲学思想。不过刘大均只是变成了“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说法。但刘并没有展开讲“丰富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内容。而正如他自己在“后记”里说的“故本书对汉、宋易学中的象数之说，如易象、卦变、蓍法、占法、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图”、“书”，先天八卦方位等”诸说。 这刘大均虽用的书名称是《周易概论》，但内容却讲是汉、宋象数易学说及算卦的内容。这是否是指鹿为马呢？他讲的那些东西是《周易》里的东西吗？应改称为“易学”概论才恰当，严格的讲应是“八卦筮术概论”才对。 这本《周易概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到2000年后又出版了增补本。内容增加进去了帛《易》内容及《周易》六十四卦原文全译。自然刘大均的《周易》全译是把《周易》的文辞当占辞作了译文。 而刘大均的《纳甲筮法》一书，主要是讲述“纳甲”筮法的占筮原理与方法。说白了，就是如何算卦的那套东西。这种东西早在汉京房“发明”以后，历代都有增加改进与不断的“完善”，到清朝早被说的“透烂”了。刘大钧不过在前人说透与烂的东西上，又说了一遍，岂能挂着刘大钧“著”的字眼呢？只能称“编”还恰当。 在《纳甲筮法》的前言里这样说道：“作为我们民族智慧结晶的《周易》，最好地表达了这点。它正是通过‘观天文、察时变’的手段，将无数信号浓缩转化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八卦符号。并以这些符号为中介，引发出勃勃生机的大易文化之流，而其中的术数之学，正是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外显的八卦符号与内隐的五行生克机理，以便寻找出能够确切再现人类活动能力的动态公式，并依据这些公式，推断未来活动场面的吉凶。” 这种说法是意在美化宣扬封建帝王时代算命术，是为巫术招魂。这种动听的语言，更能迷惑人心，混淆是非。即把“八卦符号与内隐的五行生克机理”说成是《周易》一书的内容，实是张冠李戴，这是没有弄明白《周易》与“八卦纳甲占筮”这两者的不同概念与历史成因。可以说刘会长已然是一位人云亦云及胡说八道者。说他胡说八道，就在于他在《纳甲筮法》(算命术)中那些说法。 刘大钧《纳甲筮法》“前言”里又说：“不难看出，从春秋筮法到‘纳甲’筮法，从蓍草演算到金钱演算，正是八卦象数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提供了它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力量……《周易》筮法正是中国古代先贤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揭示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在中国，古代人的认识完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周易》筮法的完善过程。”（《纳甲筮法》刘大钧著齐鲁书社1995年版） 这话说的太动听了，把占筮的筮术（即迷信的算卦），美化成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完善过程，真是羞辱了先秦那么多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家了，他们要在算卦（筮法）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原来中国古代人认识世界的完善过程是通过算卦、批命这一巫术方式。这岂不是对古代“先贤”哲人的玷污，也是又一次对《周易》哲学的玷污。并且刘会长忘记了帛书《要》文里伟大孔子所发出的理性声音么？“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 且不说刘大钧把“八卦纳甲筮术”以讹传讹说成是《周易》，不论如何美化“八卦筮法”，那不过还是封建帝王时代里的巫术，即迷信的算命术而已。即使招魂出来，已然引领不了世界的文化朝流，更无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解放人们的思想。 刘大钧所讲的《纳甲筮法》与《周易》一书有关吗？实则与《周易》没有任何关系。八卦纳甲筮术是西汉京房创的以八卦分宫，纳入天干地支，又通过五行生克六亲来附会人事的吉凶。而《周易》早在西汉几百年前已产生了，《周易》与八卦纳甲筮术是完全不同两回事。可刘教授把《周易》与“八卦纳甲筮术”本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给混淆为一体。他所讲的“纳甲筮法”是现在俗称的“八卦算命”的东西，不能看作是《周易》里的东西。所以刘博导讲的那一套，只能对现在街头巷尾算卦先生包装成“预测”大师们的学习算卦批命有帮助，即为迷信招魂外，有什么意义呢？ 当今那些知名学家书里看到把《周易》说成是“本为卜筮之书”。一些人虽然一面说《周易》虽是占筮之书，又一面说《周易》内容有其哲学思想。这已然是受《系辞传》对《周易》亦筮亦理说法的影响，更是被今本《周易》格式所迷惑。 当然了，当今最不可理喻那些算卦为生的跑江湖者，却把历史上的八卦纳甲卜筮书，换个《周易与预测》的名称出版流行，这是个极错又极坏的行为，更加混淆了《周易》与八卦纳甲算命的两者概念。 自己国度里产生的一部书籍从古到今是众说纷芸，连此书的性质都弄不懂，在世界的文明史里，可以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这部书在中国的帝王时代里，其主流并非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书，有义理说、也有象数说，但始终是做为帝国政治文化的诸经之首而尊奉着。而到了现代反而把一部《周易》定性是卜筮之书，把中国的传统五经之首上的经典文化变成了一部筮书，统领指导了二千多年，这岂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奇怪现象。这是当今主流话语权者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实乃是一则千古“冤案”。 自家里的事就弄不明白，不知翻译到国外要变成个什么样子面目。难怪就连西方近代的大学家黑格尔在讲述东方的哲学时，所讲到的《易经》（《周易》加《易传》）也就出现的是错误说法。导致黑格尔不能正确理解《易经》，不是黑格尔的错，而在于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周易》的原因。 黑格尔在讲哲学史时讲到东方哲学，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在讲到中国哲学时只简单的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讲孔子是种道德哲学。第二是讲《易经》，另外是讲道家的老子，却把道教给混为一谈了。（《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讲《易经》时，同样把《周易》与《易传》混同一起论之。现代以前的中国学者是一样的《周易》与《易传》不分。正是由于中国自己这样认为才介绍到国外也就那样认为了。黑格尔也不例外的（不过黑格尔的时代是来中国的传教士首先把《易经》的思想带到西方的）是注重从八卦符号抽象（取象）与卜筮上轻视了一通。因为中国人二千多年来就没能从《周易》一书的文辞上给予过正确的认识，并没认识到《周易》是一部系统化的哲学之书。而是从《周易》的外表六十四画符号上曲解《周易》，把后学说里的八卦取象、占筮问卜、阴阳五行，本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而注释《周易》，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自家本来对《周易》一书的认识就是一种误解。难怪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不能不误解。 反而黑格尔从画符号，阴阳与四象，八卦取象，五行卜筮之用等这些内容进行的说法和给予的批判，在笔者看来说的是很正确，并没有歪曲的意思，把一套抽象的符号和筮卜之用的说法，以及粹片型的不成理论的“阴阳”、“八卦”、“五行”哲学思想在黑格尔眼里能认为是哲学吗？ 可就连这些东西本不是《周易》里的东西，那一套六十四画符号也非是《周易》创立的。把卜筮、阴阳、五行、太极、八卦这些“易学”上的东西，套在《周易》头上，中国人这样认为，若翻译到外国，难怪不这样认为。若把套在《周易》一书上“象数”、“阴阳”、“四象”、“太极”、“八卦”、“五行”、“筮法”之说去掉，认真研究《周易》六十四篇文章，那么《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内容的哲学性就昭然显现出来了。西方学者也就不再以讹传讹而轻视《周易》一书了。 我们的现代已不是科举时代，又不是注经与读经时代。早在清朝未期已废除了科举制，开办新式学堂。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可几千年的天命思想与占筮迷信不是一下子就排除掉的，不能不说是历久弥坚。这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没有欧州一神教下的政教合一历史，一神教下是排击巫术的;二是中国帝制是弥漫着巫术(算卦、风水、八字及各种数术均是巫术的分支)之风。进入新中国稳定社会后，各种封建迷信却是逐步消失。特别是文※大※命时期，文※单就反封建迷信，除污纳垢之功绩不可否认，人们一度精神换然一新。虽然改革初封建迷信一度沉渣泛起。但虽着改革开放，又一次西学大进，人们科学思想增强，并逐步排击了封建迷信。 可当今虽着考古学的发展，及西方科技的引进，而易学上的发展似乎更加的混乱，从考古上的一知半解和断章取义，而神说《周易》那套卦符号早在九千年有之，还有错误把早期流传的属《周易》所用那套符号，而说成数字卦，并通过考古上出现在五千年鹿角装饰刻画纹，而说成数字卦等妄说。还更有种种神秘化那套八卦符号，什么生物基因密码，科学易等。随着科学进步与发展，历史遗留下的封建迷信在消退，可新的神化《周易》却在增长。 总之，今天“易学”对《周易》的解释是混乱的；不但对《周易》的内容解释混乱，而且对《周易》的性质、称谓、产生解释也是混乱的。特别是今天的“易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是易学的悲哀，更应易学界去反思。 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周易热”中是鱼龙混杂，那种打着《周易》或《易经》的旗号而行八卦纳甲算命骗取钱财的行当又沉渣泛起。一些教授、学者还撰写了一大批算命的书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大批的算命从业者，打着《周易》或《易经》‘预测学’的旗号下，兜售神秘主义，宿命论，并成为街头算命先生和各种江湖术士的精神支柱，这与现代社会进步是格格不入，同时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是理性与科学，而不是愚昧与迷信。 总之，现在那些众多的“易学”书籍既有算卦格式的今本《周易》为注释对象，更有从六十四卦及八卦符号上去玩神奇说法。但这均不是原创《周易》的本义。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周易》的本义，在于哲学思想，而根本不是什么算命之书。应继承和弘扬孔子理性的《周易》学术传统，而抵制各种愚昧迷信行为，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和继承原创《周易》这一珍贵的哲学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为其民族文化自信，应让更多的世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周易》，认识我们最早的古代里也有理性的思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