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十一)

    ——八卦筮法江湖术揭示与批判

    上卷:先秦八卦取象筮法

    第三章:《春秋左传》一书记载以《周易》筮之的筮例的实质内容

    第二讲:《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其它十个筮例的筮术方法

    第四节:解说《左传》记载的最后一则筮例

    第十一《左传》里记载的最后一个筮例，是记载在《哀公九年》，阳虎用《周易》卜筮得到的《泰》之《需》。这是为主子出兵打仗一事而卜筮的例子，我们来看这一筮例的解卦方法，就知道了八卦占筮的非理性。我们且看《左传·哀公九年》里记载的一占一筮例子：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

    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它。’

    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我们把这一段内容译成今文来读一读：

    “晋国的赵鞅为救郑国而占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兆示。这占卜者是史赵、史墨与史龟三人。

    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发兵。利以攻打姜氏，不利攻打子商。攻打齐国则可以，攻打宋国就不吉利。’

    史墨说：‘盈，是水泊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能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

    史赵说：‘这兆示叫做河水溉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它事情就不知道了。’

    阳虎用《周易》筮之，得到《泰》之《需》，而说道：‘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与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呢？’于是晋国就不出兵救援郑国。”

    《左传》》里记述的前后两占筮例，一般有一个共同点，是先占而后筮。看来当时占与筮是交互使用。

    《左传·哀公九年》里记述的这一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是发生在春秋末年。其背景是，赵鞅（即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后在晋卿内部争斗中，逐步掌握权力，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哀公九年（公元前481年，第二年进入历史上划分的战国的时间段）是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诸侯国间依然是战争不断，这年齐国要攻打鲁国，春上齐国派人到吴国辞谢出兵，而吴国并没有马上出兵。这时郑国有一位宠臣要求取得封地，可是已没有地方可以分封给他。这位宠臣提出了一个方案，取之于外国，郑国国君就答应了这一主张。所以郑国出兵包围了宋国，目的是要掠夺土地。郑宋两国开战，但郑国却吃了败仗。到夏季，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宋国又出兵攻打郑国。到了秋季吴国为了防御楚国的进攻构筑城防。这时晋国的赵鞅，也想参加到战争的行列之中，想出兵救援郑国。在出兵救郑一事上，先用占与筮来看神示出兵的吉凶。这就出现了先用占后用筮这两种问神形式，看出兵的吉凶后果。

    郑国挑起战火，反而吃了败仗，又被宋国出兵攻打着。为何晋国要出兵救援郑国呢？春秋末年，晋、齐、楚、秦、宋、吴、鲁都是大国，也都想争霸于诸侯。而像陈、郑、蔡等属于小国。郑国是在晋国的南面，楚国的北面，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宋国又在晋和郑国的东面。现在宋国进攻郑国，若郑国有危险，晋国就会暴露在楚宋两个大国的前面，从战略上对晋国来说是不利的。郑国有危险的话，对晋国来说这叫唇亡齿寒。所以晋赵鞅要考虑出兵救援郑国。但在迷信的国度里，人们并不相信自身，即不想信自身的判断思维能力，而相信神灵。按贯例遇事先占卜，听信于鬼神的说法。赵鞅就让先用占卜，出现的兆示是“遇水适火”。

    《左传》里并没有交待是用乌龟还是什么骨头占卜，也没有交待占卜的过程方法，这些都省略而没有记载，只记载的就是“遇水适火”的说法。大抵这不外是龟占，经过宰杀，烧灼，看甲壳上出现了纹路。史巫就从龟甲上出现的纹路看所谓神的兆示。但那些纹路像什么是有巫史的认为了。

    这一次却烧灼出的是“遇水适火”兆示。在《左传·哀公二年》里就曾记载，赵鞅听从阳虎的计谋，要袭击郑国人护送着齐国人运送给晋国范氏（与赵鞅同为卿的地位）的粮队。也是在出兵前要看占卜是个吉凶如何？来决定是否出兵。可是那此确把乌龟壳给烤焦了。这说明用龟卜，是把龟甲放到火上烧烤，看出现在甲壳上的纹路变化，有巫史来判断出所问事项吉凶的所以然来。

    赵鞅这次要出兵，是要救援近邻郑国。也是先用龟占来卜问吉凶，不过这次巫史把握着了火候，烧烤出了像“遇水适火”的兆纹来，赵鞅就问专业搞占卜的卜史。三位卜史分别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纹煞有介事与出兵援郑之间做出行与否的回答。

    一个叫龟的卜史先来解释说：“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龟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示，而推理出伐谁，不伐谁的吉凶结果来。这里的沈阳不当现在的沈阳市的地名讲，“沈”当“沉”讲，“沉阳”就是指阳火下沉来讲。这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里推论的。因为“水流向火”，这大水一来，阳（火）就不沉下去吗？水来火灭，这符合生活里常见的现象。不过这从龟壳上看出来的一种象征，能跟现实中出兵救援郑国之间产生关系么？这是那跟那？本是不挨边的事。可如此的就生拉硬扯的给联系到一块了，岂不是十分荒谬吗？史龟的讲法是“可以兴兵”，但不是去救援郑国。而是转变到了“可以攻打姜氏，不利于攻打子商”的结论上。这又是如何看出的“天机”呢？史龟对主子赵鞅占问出兵援郑可行于否，无非牵涉的利害关系之间，是齐，楚，吴，宋。自然会联想到这几个国家来解释龟“象”了。这正如有一句名言说的：“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的道理。而史龟所谓从卦里看出的“天机”，倒不如说是从所占问事情的现实现象中分析出的利害关系结果，而转换说成是神卜中的兆示。这正是中国术数里的“天机”奥秘。史龟从“龟兆”联想到现实之间谁与其符合，来联想其吉凶。即通过“水”与“火”的象征，得出结论，伐谁与不伐谁的结论来。就是根据水与火的常识性认识来比类联想所占问的人事。且不说用的是抽象的“水”与“火”，跟两个现实之国间，能否产生出因果关系。就这“水”与“火”两种现象在生活里所见到的也非是一成不变的水灭火的现象。总之史龟得出的结论是：“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这结论是将“水”、“火”往齐、宋的头上套。通过“遇水适火”，就可算出可行于否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悲与可怕，把国家百姓的命运当儿戏。我们前边已讲过，齐国是姜氏之国。“利于伐姜”，在这几个利害关系国家里一联想就想到齐国了。那子商与宋有何关系呢？宋国就是子姓。宋国的开国君主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把商的旧部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建都商丘。这就是子商的来历。子商就是指宋国。这样就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联系到齐宋两国。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伐谁不伐谁，得联系上谁是水象，谁是火象。史龟又一联想就联想到，姜姓是“火”。而子商是“水”。这里的“适”是简化字，而末简化前是“適”（dí）。“適”通“敌”字，其意是“抗”。也就是水能胜火的意思。至于姜姓为何是“火”，宋是“水”，后面有分讲。只要得出齐、宋谁是“水”，谁是“火”，那么不就知道伐谁有利与伐谁不利了吗？这正是通过龟“象”而套在所问的人与事的头上的一种认识论。把象征的“水”与“火”往有利害关系的诸侯国头上套，让问卜者不能不相信。取象成为了“因”，自然就能求得出“果”来。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无论是龟骨占，还是八卦筮卜上的认识观。也是传统上的象数哲学与易学观。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思维方法。卜可以这样推论，卦也可以这样推论，而且推而广之到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也是这种推论。这就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古人认为的“因”与“果”之间能否成立。古代可没有人出来做出理论上的质疑与批判。虽然在春秋末期孙武写出了《兵法》一书。《兵法》里反对在战争中“先知不可类象”，即预知战争的敌我胜算情况不可用占筮取象（因占筮问卜吉凶，就是通过类象思维方法取得）。“先知不可类象”，这正是理性的思维结果。《兵法》里的军事理论正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从实践中才能认识到兵法上的先知不能类象。孙武反对“先知不可类象”的军事理论同样适应于军事之外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孙武提倡的“先知不可类象”的观点，终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类象先知反而在后封建社会里是越演越烈，至到今天，八卦、八字，风水，择日大有复兴之势，然而这些内容，无不是以类象而妄想先知事情的吉凶结果。无论战国时期的“八卦”取象，还是今天的阴阳五行生克的类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类象之说套在人事上，想得出个先知，先觉，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们看到这先秦的乌龟占或是八卦筮都是错位联想，硬是把风马牛不相及之事物联想在一起。史龟看到龟甲被烧灼而出现的纹路，认为是“遇水适火”的兆示，就联想到齐国与宋国的头上，一个是“水”，另一个是“火”。至于史龟如何得出齐国是“火”，宋为“水”。听听后面还有两位卜史的说法，就明白了。

    史龟说过自己的看法后，史墨接着说：“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史墨也认可这次龟占出的兆示是“遇水适火”，并推论出的结果与史龟的说法相同。史墨的说法，也回答了前边史龟如何得出的齐为火，宋为水的根据。姜姓是炎帝的后代，炎帝为火师。齐国是姜姓的国家，齐国也就为“火”了。而“子”是水位，即水的方位。宋国是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启是子姓。天干中“子”的五行是水。水的方位，规定是北方。所以宋国也就是“水”了，这都是有兆象而通过联想得出的结果。龟兆上是“遇水适火”（这是类似一句龟占辞）。水能胜火，自然就推论出伐姜则可了。这两个卜史官，都把主子要问的出兵援助郑国之事闭口不提，而转到出兵齐国是何道理呢？即要与一个大国无端的去开战，也并不一定得到郑国感激，这是何苦呢？大概就是看到龟占兆象是“遇水适火”，只能联想到齐、宋两国，无法联想到与郑国的缘故吧。从这一次龟占要无端引发起晋、齐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卜史官手里可cao握着生灵涂炭的大权，着实可怕。

    史墨所得出的“盈是水的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这里的“盈”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盈的水地名。至于“子”是水的方位，这说法表明战国时期，五行里已按排进去了方位说。并切也已有了五行生克学说，这就很值得质疑《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筮例的真实性，可能是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篡写进春秋的筮例中去了。“子”在地支中，就是代表北方的方位，北方又代表水的五行。史墨以五行中的相胜说，所以就推理出“伐姜则可”的结果来。出兵不出兵关系着一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而用这种游戏般的占卜，其结果不是很可悲的行为吗？发生战争是悠关国家命运之大事，不说交给人民去决定了，而且也应有决策机构进行充分的论证，分析而决断。却交给卜史，通过龟占看兆示来决断，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左传》里记述的占筮例子，大多是诸侯国间的战争决断，还有诸侯王室里的重大人事问题的决断。东方人采取这种决断方法，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龟占到八卦筮卜，与巫术又有所不同，看起来很有“学问”性与“推理”性。正是这种以类象与五行的“伪学问”，“伪推理”，迷惑中国人几千年，古今多少人把这种筮术当成学问去研究与学习。当然中国术数发达，正是王权专制下的产物。辩证思维与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与王权专制相背离的，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正是那种似神非神，似巫非巫的中国数术，才是漫长的王权专制社会里所需要的东西。窥视天机，先知命运吉凶，为专制社会里不平等下不幸的众生，消解了怨恨。也就听信于命运的安排，也就认可了不平等的专制制度，也就认为是天道自然的结果。所以比类联想推理是专制长期制度下形成的思维方法，这是同文字狱，株连法是共生共长的群落现象。

    在春秋时期用比类联想推理思维方法来决定国之大事。史墨通过水名与方位相当，而联想到宋国是不能伐的结果来。而姜姓是炎帝之后，炎帝就是火师。通过“水能胜火”的五行生克理论，就推理出攻打姜姓之国则可以的认为来。若是推论人事上，此人可用不可用，可杀不可杀，烧一次龟甲，还是起一次卦，就能推论出个结果来。这天下可真是没有公理了。社会还有何可遵循的准则呢？

    好在，也正因《周易》一书的出现，开启了先秦理性的儒学之门，孕育了孔子儒学的成长，也由此而启蒙了战国的百家争鸣。也因此而扼制了非理性神巫文化的泛滥。到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文化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先秦时期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前后封建时代里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神巫文化没有了市场。但随着儒家王权思想的上繁荣昌盛，而新的神秘文化思想却应运而生。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伴随着帝王制度在中国大地已不可逆转。孔子的易学思想被埋葬，而假托孔子的《系辞传》，却把《周易》给筮术理论化，从此庶蔽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帝王专制与神秘文化结伴而行，一走就是二千多年。

    这话说的有些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史墨的推论。史墨说的炎帝是火师，为何能与姜姓联系到一块呢？炎帝也就是神农氏，姜姓部落最早生活在歧山的一条名叫姜河旁。前面讲《左传》里的第一筮例时已知姜尚是神农之后，齐国是姜尚的封国。炎帝是火师，不就联系到齐国属火了吗？这“水胜火”，不就得出伐齐则可的推论了吗？“炎帝为火师”，是传说中炎帝以火为象征，自为火师。《左传》昭公十年里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以火记事，而以火名官。后把炎帝称为火德王。自然炎帝为火师了。

    那么，齐国姜姓又是炎帝的后代。齐国在卜史者眼里永远将被烙上“火”的印记了。史龟与史墨都把“火”性套在齐国头上。这些卜史也够有学问的，把火与齐国联想到一块，水一来，火就息了。所以就推理出伐齐国就能取胜，伐宋国就有凶险。想想这种推理，是哪跟哪的事，却硬是拉到一块里来。而《左传》一书还被后来帝制时代奉为经书，并垄断了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界，想起这些就倍感可悲。

    史墨说后，第三位史官，也看了龟兆，认同是“遇水适火”的兆示。史赵也发表了自己的高论：“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

    前面已有两位同伙都说的结果一样，而史赵也不引经据典，直接来个龟象上的比喻。这龟兆“像河水涨满，不能游泳”。既然水大的不能游泳，而水又是指宋国了，那么就不能得罪宋国，落脚点也就是不能救援郑国。救援郑国，就是向宋国开战。这三位卜史所得的结论基本一样。前面两位卜史虽然没有直接说援不援郑国，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宋国是水，齐国是火，水能胜火。若派兵救援郑国，就是与龟象里的涨水对抗，不会有利的。而到史赵直接点明，援郑是不利的。而不过史赵的理论根据是水大不能游泳。宋国是水，也就看作正是水势强大，援兵郑国，就是与强水开战，能有利吗？赵筒子听了三位卜史官的话，就是想出兵援郑，以免出现唇亡齿寒的结果。可龟占已得到神启，自然也不敢违背已显露的天机。而郑国国君也想给宠臣一块封地，但已无地可封，只得听从宠臣的歪策，向宋国取地，自然是要出兵发生战争了。而结果取不来地不说，又打了败仗，且又被宋国的军队出兵攻打着。正如史赵说的：“郑国正有罪，不能救”。从这一句话上看，还有一点理性认识，还能够分辩出事非。可整个决断分析过程则是非理性的，其所得结果，自然也是扭曲的。

    赵鞅听过三位卜史对出兵援郑的议案给否决了。也许春秋时期出现的八卦筮术，认为是一门先进的“技术”。龟占后还要来一次“八卦”筮卜。赵鞅的一个谋士阳虎也就用春秋文本《周易》占筮，阳虎为主子筮出的是《泰》之《需》。

    首先认识一下阳虎是何许人也。阳虎也叫阳货。《论语》目录上就有“阳货第十七”这个名目。开篇内容是：“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个要见孔子的阳货，孔子不愿见他，这人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阳虎字叫货。孔子见阳货送来了礼物，也说不过去不去见他，就等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他。孔子心想，反正我去拜访过你，是你不在家，可不怨我。但偏偏孔子在去拜访阳货的路上相遇了。阳货就和孔子对起话来。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一谈”。接着又说：“自己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这能叫做仁吗？”阳货又接着自问自答：“不能，自己喜欢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叫做智吗？”又自答道：“不能，时光在流逝，岁月不待人。”孔子说：“好吧，我准备做官了。”

    大概孔子已知阳货的为人品行，孔子无奈而塘塞阳货一句话。阳虎原是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是鲁国掌握政权的贵族，鲁国的三桓之一。是鲁公少子季友的后裔），扶持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国政，权势很大。后来他要废除三桓的势力，反被击败，出奔阳关，先到齐，后又经宋奔晋，为赵鞅的家臣。这做家臣的，就是谋士，看来是得会占筮术。

    《左传》记载了阳虎用《周易》替主子算一算该不该出兵援郑。“阳虎以春秋文本《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我们先把春秋文本《周易》里的“《泰》之《需》”说法格式附下:

    “()泰，小往大来，吉亨。

    ()升：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明夷：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大壮：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需：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大畜：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左传》一书里记的阳虎用春秋文本《周易》筮之与周太史用《周易》（即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方法应是一样的。但周太史筮之是直接引用“《观》之否”里的一句“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解说问卜者的身后命运。虽然阳虎也是用春秋文本《周易》筮之，筮出的是“《泰》之《需》”，但这“《泰》之《需》曰”的话，而是阳虎通过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并转换成阳虎的认为而说出的话来。不同于周太史是先直接引述出《观》里的“否”繇题里的一句繇辞，而进行解读陈完日后的命运。不过阳虎根据“《泰》之《需》曰”里的繇辞，同样联想出不能出兵援郑的结论来。

    春秋《周易》文本《泰》里以《需》作繇题里的繇辞内容是“帝乙归妹，以祉，无吉”。阳虎是通过“《泰》之《需》”里的繇辞转换成自己的话说出来。故不能认为，《左传》里记的“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的这些内容是《泰》里《需》繇辞中的内容。通过《左传》筮例的这种称法，“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的引用内容来看，这不是后人认为的变卦形式，而是巫史用原创《周易》里名称做每卦中的繇辞名目。总之，这种“某之某曰”不是所谓的变卦形式，而是把原创《周易》改造成卦繇形式而出现的称法。这是“六·九”爻式前期的一种《周易》结构形式。否则《左传》里筮例所记的如“遇《观》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里的内容，特别是以及引述《周易》里的某些篇章的句子直接用于说理时也是这种形式，按变卦说，则是解释不通的。

    阳虎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是《泰》中的《需》繇辞。不过阳虎已把《泰》中的“需”繇辞对所卜问的援郑事情进行解说后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了。即“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这是把《泰》里的以《需》为繇题里的繇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而分解成他认为的“宋方吉，不可与也”的联想比类根据上。

    阳虎算出的“宋方吉，无可与也”的理由，正是通过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泰》中的《需》繇辞“帝乙是妹，以祉，元吉”中得出的天机。阳虎只用这《泰》里的一繇辞来解读是否出兵援郑吉凶可否。而没有运用《泰》里的“六联体”符号的“八种”取象，也没有运用《泰》里《需》（繇题）符号中的“八种”取象来做一凡出兵援郑的可否推论。而单用一条繇辞就看出“宋方吉，不可与也”的天机来。阳虎筮出《泰》卦中一繇辞（即排第五的繇辞）来断事情。巫史把春秋文本《周易》当成是筮卜之书，所以《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被巫史当成筮卜的繇辞了。这阳虎是用《泰》里的《需》繇辞里的话解释出兵援郑于否的吉凶依据了。我们今天打开今本《周易》，看到《泰》卦里的第五爻辞已然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是一字不差。

    原创《周易·泰》篇中出现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历史事件来阐明事理。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妹，嫁给周文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联姻政治事件。

    《周易》里《泰》篇里引述历史上商朝与周族政治联姻的事件，来阐明论述的一个政治道理。《泰》篇讲述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道理，用现在哲学术语，就是讲“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道理。而春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割裂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阳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龟为主子进行龟占后。而阳虎又用春秋文本《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题中的繇辞。不过有此巧吗？刚好筮出六十四卦里《泰》里以《需》做繇题的这句繇辞吗？岂不是阳虎装模作样及信口开河故意说出这句繇辞呢？目的是打消主子援救郑国的计划。

    阳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出不可援郑的“道理”来。阳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阳虎直接从《泰》卦中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出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按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出兵援郑，应看筮出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阳虎所筮出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元吉不正是兆示着一种上上大吉的好兆头吗？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阳虎调转180度，却做出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郑。这阳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出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出“元吉”的结果么？可阳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套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子启的后代。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子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子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出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子启，可算卦得会联想，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出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龟占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子(即赵鞅)也就只能听命于龟筮了。

    由此而看，在史巫眼里只要有了一套六十四卦符号的这种卜筮工具，在这种卜筮工具上无论装进去什么内容的文字，都可以当占辞用来联想、附会卜问的人事吉凶了。无论分割装进去是《老子》，还是装进去《论语》，而在史巫眼里都能联想、比类、附会所卜问人事上的吉凶了。这就是中国古代八卦取象筮法，可说是中国古代非理性的奇特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