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五十三)
卷三:忧患意识为政观。 第一讲:《周易》的忧患意识 第三节 《周易·否》：“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只要停止了闭塞不通的局面，大人吉祥。危险啊，危险，应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维系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其亡其亡”:警惕啊！警惕！随时可能灭亡。“苞桑”:丛生桑树，喻坚固。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比喻，是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只有停止闭塞不通的局面，才能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维系着牢固的基础之上。 《周易·同人》：“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这岂不是一种忧患意识吗？同人于门，无咎。” 这里的“门”，意思是指城门。“无咎”：没有过失。这一句是寓意着代表谁的利益问题，是大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问题。众人聚集于“野”于“门”都没有害处。“野”与“门”是寓意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 而“同人于宗，吝。”正是对比阐释“同人”于何处的道理。 本句则是从相反的一面来论述。“宗”：指本宗，小宗，小派。“吝”：耻辱，或叫有问题的意思。总之，“吝”是代表的不是好结果，与“亨”，“无咎”之意正相反。“同人于宗吝”这是以对比的手**证“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这一命题的。正是“同人于宗”是违背了“同人于野”这一正确原则，就会是“吝’结果，即不会是好结果。 《周易·大有》：“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这是针对农业丰收能否保证的忧患。“争取农业上的丰收，就得风调雨顺，既不遇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的灾祸。即使劳动艰辛，最后获得农业的收获”。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这里的“无交害”是指不遇自然灾害。“匪”：非；或行为不正。“匪咎”：指行为不正所造成的灾祸。这是指人为所造成农业上出现的灾害。 本段的意思是“农业上不出现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造成的灾祸。即使劳动艰辛，最后保证农业的丰收，没有问题。”这第一自然段是围绕着命题“大有元亨”展开的论述。这里讲的道理是符合逻辑的，即符合实际的。农业上的丰收，确实不能遭遇灾害，如旱涝等自然灾害。作者认为农业丰收不但不能遭遇自然灾害，而且也要避免人为错误导致农业出现灾害。前面的篇章里已出现过作者的担忧，“月几望，君子征凶。”这就是人为造成错过抢种庄稼的时机，就会发生收成不好的年景。这里作者所担心的人为灾祸（匪咎），会给农业上造成灾难。这与自然灾害有着同等的危害性。《周易》作者所担心的人为造成的农业上的灾难，不是在二十世纪里的中国农业生产上，出现过严重的瞎指挥与“闭塞视听”的浮夸政策，造成农民没粮食吃，而被饿死的悲剧现象。而这几千年前的哲人就有过这种忧患意识，是多么的可贵。 《周易·豫》篇是讲如何面对安逸享乐的问题。这又是一种忧患意识。“冥预，成有渝，无咎。”这是说“若能深入思考如何对待这种安逸享乐，一旦这种成习的毛病有了改变，也就没有什么害咎了”。这岂不是一种忧患？本篇内容是紧扣主题，即围绕着安逸享乐来论述。本篇的篇名“豫”，是指安逸，快乐意。《诗·小雅》里有“逸豫无期”，“豫”就是指快乐享受讲。安逸享乐为何与“利建侯出师”相关联呢？《周易》是为“君子”（有国有家的统治者）讲述的政治道理，而不是为百姓讲述的道理。因“君子”是安邦治国者，“君子”若过度的安逸享乐，自然对政治影响是十分有害的，古今都一样，西周是官僚制，当官的一味追求的是安逸享乐，那么，国家的前途命运，百姓的前途命运，则可想而知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在忧患的环境里可以生存发展，而在安乐的条件下便会衰亡。孟子深谙忧患之理，用忧患意识提醒人们进行自律，用忧患意识来对待人生与成功。 本篇论述的虽是如何对待“安逸”这一问题，而作者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治的高度来思考。统治者若过度的追求安逸，就会对社会造成灾害，对统治者自身同样会造成过失与悔恨，即对“君子”自身造成危害。严格的讲，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是不利的。这是历史经验所得，历史经验告诉“君子”因安逸而丧志，是无益于“建侯与出师。作者从利害关系上讲述了安逸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周易·随》：“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是说“若一味地追随名位，则有灾祸，若把爱作为根本的行为准则，并有了明确的方向，还有什么灾祸呢？”这就是对一味追求名位，而不顾后果危险的一种忧患。 “随”指追随，照办，顺从等意。本篇是指“追随”之意。本篇的命题是“随，元亨，利贞，无咎。”通过“随”的判词来看，都是好的结果。那么追随什么能有如此好的结果呢？正是篇中的“有孚在道”，即为官者应追随的爱民原则，才“元亨，利贞，无咎”。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既然盯着官位，舍不得丢掉官位，就会带来凶险。那么，如何化凶为吉呢？这里作者还是强调要坚持基本原则不变，即“有孚在道”。“孚”:爱。“在”：居于，处于。“道”：规律，道理，思想，方法等意。 这是“把爱作为遵循的根本原则，光明正大，还有什么灾祸呢？” 《随》篇体现了作者对官位问题的思考，中国本是一个官本位的传统之国，是人治之国。在西周时期已然是人治，作者从经验中所得，曾发出过“履虎尾”，即伴君如伴虎的警示。而这里的“随有获，贞凶”依然是警示。作者是在提醒君子们别占有官位不放，该急流勇退时，就退下来，免得生出灾祸。作者一样是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解决官僚制里的官道上的风险办法，只有从精神道德层面上找出路，以此规避政治风险与灾祸。由此作者建构出的“有孚”理念，成为政治上的根本行为准则。即让“爱”成为“君子”与“小人”之间连结的纽带。让统治者爱被统治者，只是《周易》作者的一种政治向往而已。《周易》作者构建的“有孚”理念，无疑关注的是社会人生，即突破了西周初“以德配天”的神巫思想。《周易》无疑是哲学的突破，毕竟一种新的思想产生了。本篇里出现的“有孚在道”，是作者把“有孚”上升到“道”的理念。这里的“道”无疑是规律与原则。因《周易》的影响，发展出了后儒学（孔孟）强大的伦理道德政治学，并垄断了后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思想界。而最早提出“道”这一学说，是《周易》作者。 《随》文是围绕着官位上应遵循的一种正道，才能收到好的结果。这是为君子讲述的为官与治官之道。即遵循爱的原则，才能享有开国的收获。作者把“有孚”作为“君子”之治与立世的根本原则应去遵守，《周易》是以“爱”来治理天下的思想表述。只要坚持爱民(有孚)，就免得祸害出现，这同样是一种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