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五篇(三)
3 周初天命神权政治思想在《周书》里的反映 殷商人的天命观，不外是对“神”（帝神和祖先神等）的信奉，也不外是通过占卜和祭祀的形式与诸神交通，以获取诸神的旨意，以确保殷商政权的永享天命。 周初王室一样的通过祭祀与占卜想以获得鬼神与上天的佑助，这是从《周书》里可以看到周初王室对天命的信奉，成为了王朝的最大政治。 从《周书》里看到周初王室的上天信仰，不亚于殷商对上帝的信奉，我们可以从《周书》里的《牧誓》、《金腾》、《大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等多篇里看到浓重的天命思想。这种天命观就是神权观，用神权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永保“欲至于万年，维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我们要统治天下到一万年，要让周王的子孙世世代代保有殷民）。周王想的是永保自己的江山，万年不变，并不是想的是天下人民怎样共享平等，自由与幸福。而是让民成为周王的子子孙孙来统治，来奴役。这就是周初统治者想的是让上天保佑他们代代享有‘天下’。 我们可以从所列举的《周书》里的那些篇章中看到西周前期浓重的天命思想。 《周书》里反映的天命观： ①《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现在我姬发是奉天命执行上天对他的惩罚）。 ②《金腾》：“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而你们的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会待奉神鬼，他们却受天命于天帝之庭，拥有全天下，所以他能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 ③《大诰》：“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命”；“天降威，知我国有疵”；“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④《康诰》：“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因为他的这些功劳被天上的上帝听到了，上帝高兴，就大命我们文王诛杀殷纣）。 ⑤《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 ⑥《召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⑦《洛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⑧《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非予罪，时惟天命”。 ⑨《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 ⑩《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以上从《尚书》中的“西周书”里抽出一些句子，看周初统治者的天命思想。《西周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天命思想，我们只是抄录的一小部分，窥其全貌。 周初的统治者把天命当成一支挥舞起来的大棒，打向殷遗国、遗族及非周族统治下的其他异族，异邦。天命成了维护周王统治的政治工具。若不听命周王室，就要带天罚罪，因为天命已从殷商转移到了周，听命于周就是听命于上天，不听命于周就是不听命于上天。周王就有理由代天惩罚。天命神权成为王室的任意解释的法典。天命也只有手握着祭祀权、占卜权、武装权，即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二为一的周统治者有权作出解释。 而对内部，周初的最高统治层，也十分明确。小周邦如何灭掉大殷国，是文王建立了“德”，才不断的扩大周族的地盘，奠定了与殷纣王抗衡的基础。而殷纣王还停留在“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天命里，而不思去巩固其统治的方针策略，所以才失去了‘天下’。在殷周交替之际，周公看在眼里，明白于心中。他不能不对天命有所怀疑，但“神道设教”又不能不是最好统治百姓的一种统治工具和维护王朝统治的有利的思想武器。周王室才大力倡导天命思想，并以代天行命来镇压异己与归顺的邦国与诸侯。这是挟天命以令诸侯的神权时代，但世间的事，往往也会是愚人者反自愚，事物存在着两面性。周公也许看到这一问题，而常告诫大臣以德行政。周公在天命观上显然是内外有别的方针，在对外体现的是君权神授，而对内体现的是修德辅政。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周公这样说：君奭，不友善的老天，给殷人降下亡国之祸，殷人已经坠失了他们的天命，我们周人已经接受了天命。但我不敢说，他的基业会永保美好，即使上天热忱辅助，我也不敢说他最终不产生不详。） 《君奭》：“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啊，您曾说过：即便靠我们，我们也不敢安于天命，不长念天威以及我们的百姓，不能责怪百姓，不能违背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考察我们后代子孙，大多不能恭敬对待上天和下民，把前人的光辉限制在自己国家内，不知道天命不易得，上天难信赖。如果只知道信赖天命，他就会坠失天命，就不能历时长久。所以要继承先人，恭敬明德，就要从现在开始。） 《君奭》：“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我小子姬旦对此不能有所纠正，只想把先人的光辉延续到我们的幼主身上，您又说过：上天不可信，我想只要文王美德能够得到延续，上天就不会解除我们文王所受的天命。）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告辞，召公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是朝中的重臣。从这篇文里看到，召公是不相信天命，召公佐武王从战争中取得了‘天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物，知道战争胜负取决于什么。而周公这时是摄政王辅佐成王。周公对外讲天命，而对内也讲天命，但对内更强调的是“修德”，即如何安民的统治术。周公在内即讲天命，又讲修德。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敬天保民”。 周公的“天命”思想对内对外是不同的。对殷纣的遗民是大喊“天命”，执行“天罚”来恐吓使其接受周王的统治。对内的王公贵族教导其发扬文王的“美德”。周公心里也许明白“天命”是虚的，是可用来统治人的“工具”而已。周公对内强调的是：“国家不出现不祥之事，在于恭敬明德上下功夫，并不能完全依赖天命，否则一样的会坠失天命。”周初统治者一面靠“神道”，而一面靠“人道”来维护其统治。不过由“神道”而开启“人道”思想，周初天命思想起到了诱发作用。 周初，虽然提出“修德”，但并没有突破“天命”神学思想。而且在王室的政治生活中还在大肆的进行对鬼神的祭祀及“人神沟通”活动。这在“周书”里有不少的记录。 如《周书》里对鬼神祭祀与占卜记录： 在对鬼神的祭祀的活动方面的记录以下如：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笾(bian)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丁末日，祭祀周庙，大小远近的诸侯都跑着拿祭器，端笾豆。第四天庚戌日，烧柴祭天，遥祭山川，向天地山川大告武事成功。)。 《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圣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豖一。”(第二天乙卯日，周公一大早到了洛邑，就把新城邑的建筑工地整个视察了一遍。第三天丁已日，在南郊杀牲祭天，共杀了两头牛。 第二天戊午日，在新城内杀牲祭祀土神，杀了一头牛，一只羊，一口猪。”) 《召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义。”(姬旦说了：要建一座大城，从这里参配皇天。谨慎地祭祀上下神灵，从这中央地区统治天下。”) 《洛诰》：“戊辰日，王在新城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戊辰日，王在新城举行冬祭，祭新年。给文王武王各祭献了一头红牛。王命史佚向文王，武王的神灵宣读册书，是报告周公将暂时留在洛邑的事。王的宾客，殷商的诸侯们在王杀牲祭祀的时候都到了。王进入正殿的大堂，把酒浇在地上祭先王。) 从“周书”中看到，周统治者，对周庙(祖先神)祭祀，山川祭祀，新邑建址要祭祀，土地神要祭祀，无论天上与地下的神都要祭祀。这体现的是多神信仰。 “鬼神”在“周书”里出现了二次，一是《全腾》：“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子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田地。”二是《多方》：“惟我周王灵承于族，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周书”反映了西周前期对鬼神的信仰，而王室无论政治还日常生活中，就是通过祭祀与占卜成为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中介，其目的是使掌握着祭祀权与占卜术的统治者成为天地神灵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