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十六)
那么《系辞传》又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呢？ 《系辞》一文在整个《易传》里的地位非常重要，其重要是在于后封建时期里的典章书籍里所引述称为《易》或《周易》里文句，多是出自于《系辞》文。《系辞》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的产生对后封建社会里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远远超过《周易》不说，也远远超过先秦儒道的影响。《系辞》实则成为了后封建社会文化的活水源头，也是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的文化脊梁。每个时代里的思想家都从所谓经之首的《易》经里的《系辞》中得到那活水的滋养。真正成为帝国二千多年里文化的活水源头是《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尤其是《易》经里的《系辞》文章。但《系辞》已不是《周易》了。帝国时期里的各种文化无不打《系辞》文化思想的烙印，因为那里头有演义不完的阴阳、八卦、太极、道器这些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系辞》大约四千五百字，不足五千言，与《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是略少了几百字，但这不足五千言的《系辞》传，正是与《道德经》一文构成后封建社会里帝王文化战车上的内外两轴轮，而驱动着帝国的文化战车永不停息。而在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系辞传》（《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比《老子》一书更占有统治地位。而在帝国时代里所彰显的《易经》（《周易》加《易传》）内涵，正是《系辞》里的文化理念。 我们已知有帛书《易传》，而帛书《易传》里已有《系辞》文章，虽然与今本《系辞》篇幅内容上有出入，但与今本《系辞》思想内涵没有本质的区别。帛书《系辞》里并不排持《易》（即今本《周易》）有“占”的功能，帛书《系辞》里已有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说法。既然帛书《系辞》里说《易》有占的一面，还在乎“大衍之数”章有没有呢？若是帛书《系辞》里没有把《易》看有“占”一说，那么有没“大衍之数”章其性质就不一样了。从帛书《系辞》和帛书《易传》里的其它几篇《周易》学术文章中的一篇《要》文的说法岂不是说法相矛盾吗？这是否说明墓主人生前“兼收并蓄”各家《易学》之说，也说明墓主人生前的时期，在学术上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那时的西汉初期，官方还没有对产生的《易学》进行审定与统一编排呢？帛书《系辞》对《周易》的说法为何与帛书《要》文是个不相同的认识呢，而文章里都是以孔子之说的面目出现而论述《周易》的。细想想《要》文里也有子曰：“吾百占而七十也，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的说法，虽然这句话人们不能正确的理解，给后人同样的认为孔子不也信筮卜的感觉来。孔子又说：“《易》我后其视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说明孔子的《周易》观也是处于矛盾之中。正如《史记》记孔子的那些话：“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说明孔子还没有能够彻底把《周易》一书弄明白，不明白的是史巫用《周易》筮卜的关系。虽然孔子在《要》文里把《周易》一书的性质论辨的非常明确，只能说“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你史巫可用《周易》去筮卜，我是从《周易》里求取道德义理的。这说明孔子还没有弄明白史巫用《周易》筮卜的错误证据，也给后人造成一个错觉。孔子虽重视《周易》里的义理，却不能有力的驳斥史巫用《周易》筮之的错误根本所在。 总观帛书《要》文，孔子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即充分肯定为义理之书，但对于史巫用《周易》筮卜没能有力的揭示与驳斥，做出理论上的阐述，这就存在着一种时代的遗憾和局限。 《要》文反映出孔子在解释《周易》一书性质的明确性，即为义理之书。而对占筮，孔子提倡的是用“仁义焉求者，故卜筮而希也”的办法解决。孔子并没有说过《周易》有“占”的功能，而到《系辞》一文里却把《周易》定性为有“占”的功用，即使《系辞》再多的从义理上解释论述《周易》，但所谓的“四焉”里“有一占”的说法，可与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就不同了，其影响也就不同了，《周易》一书的性质就彻底的改变了。 因《系辞》文章的出现，从理论上把《周易》说成有“占”，就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了。无论《系辞》对《周易》说了再多的义理之说，都无法有“一占”而被冲消。这恰恰是《易传·系辞》把一部本是哲学之书的《周易》误读成占卜之书，由此造成后世跟着把《周易》误解为卜筮之书。 《系辞》文对《周易》的理论化，是亦筮亦理的面目出现，分明是帝国时期的产物。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时，可想而知，帛书《易传》里的《要》文对《周易》一书理性的认识还能存在与保留到《易》经里么？而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系辞》即筮即理的说法，才能被帝国认可，而继承保留神道没教的政治用意而保留下来，以教化臣民。而《易传》里那些其它文章本与帝国统治并无矛盾，也正是先秦儒家构建王权思想的政治理论，才能使帝国统治者认为一并保留在《易传》里，和《易传》（或叫“十翼”）一并上升为《易》经，被汉帝国奉为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至于《周易》一书连孔子还没有来得及详细弄明白，只是从概论上说《周易》是义理之书，后来就被帝国的钳制文化政治而扼杀了（即帛书《易传》里的《要》文被埋葬，不传于世）。可想而知在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如孔子的那种理性的认识出现，即使想有人说，也只能是遮遮掩掩，说一半，留一半，（如汉朝出现的《易林》一书）这正是后封建时期不能有理性著作的出现，也不能把一部《周易》说清楚的时代所决定了。后封建社会里不需要理性，故才有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系辞》文一脉相承。也与先秦《易学》不相同的发展，才有了象数易（实为筮术的变异）、图式易的产生，越神秘，越玄虚，正是帝国专制文化的需要。正是《系辞》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理论化，才成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易学》文化的活水源头。更被现代学者所认为《易传》是哲学，《周易》是卜筮之书的根源所在。 “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素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一是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多是就《易传》而立论。”（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 .事实上古今把《周易》与《易传》的称谓给混淆了，现今学者就是这么个认为，即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而《易传》才是哲学文章。现代一些学者，以今本《周易》之名称所论述的哲学思想，而恰恰是讲的阴阳太极那些东西，那本不是《周易》里的学说，而正是《易传》里的东西。以《传》释《周易》，混淆名称概念，使“易学”界打不完的笔墨官私。而没有真正从《周易》六十四篇文章里，阐述其哲学思想的著作出现。现代学者所讲《易传》里的哲学，不外是讲《系辞》文里的那些哲学命题，后封建时期所引述的《易》之文句多出自《系辞》文，从《系辞》文不见于先秦的典章书籍里所引述，反而被两汉时期所引述与重视来看，《系辞》一文产生时代应于秦汉之际，应是帝国时代的产物。从《系辞》文的内容性质来看与帝国的政治并不相悖，而且是相得益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无疑为帝国里的等级纲常秩序，以天道生成观铸就了一道思想意识领域上的万代长城，把臣民圈养与奴化于这“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文化意识里。不知不觉的奴化与接受“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自然法则，也铸就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信命的根源，也为不平等的罪恶专制制度类比寻找出万世不破的理论根据来。 可从无人质疑过，天为何是“尊”的，地又为何是“卑”的。由“天尊地卑”比附到社会里的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政治制度上。中国古代哲人从天地自然中为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寻找到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根据来，为帝王家天下而服务的思想理论。而西方的哲人们却从天地自然里为人类寻找到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自然法来，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系辞》里的占筮说法，以及神秘主义理念的建构，都与帝国政治需要分不开。传世的通行本《系辞》无疑在帛书系辞当时的文本上做过修定与编撰，才有了“大衍之数”，增添进去了筮卜方法的内容。把刚刚萌发出来对《周易》理性认识的种芽给遮蔽与埋葬。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理性声音再也听不到了。《系辞》却把八卦筮术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又假托孔子之曰来迷惑人心，说《易》有“占”的一面。从帛书《易传》的出土考证下葬时间及帛书《系辞》的内容篇幅来看，不能不认为是帝国时期的产物，也没有理由否定不是秦汉之际的产物。 《汉书·艺文志》里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汉书·儒林传》里说：“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 因秦帝国搞起钳制人文思想的政治运动，到是给今本《周易》及学术，带来了一次复兴繁荣发展的契机，也正是秦统治者认为《易》（即今本《周易》）为筮卜之事或《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易》书，故传授者不绝，才有了《汉书》里的那些说法中的多家《易》说，还有《易传》数篇，是否就是帛书《易传》里的那些内容呢？就不得而知了。但汉人传下来的“易学”来看，就是筮术易（即象数易或阴阳灾异说），筮术易说是秦汉帝国并不禁止的学问，才有了西汉孟氏的卦气学说和京氏的阴阳灾异“易传”学说。 《易传》里的《系辞》、《说卦》与西汉筮术易学说，并行不悖，都是亦巫亦理的学说，可见《系辞》是秦汉之际产生的。 《系辞》无论是战国末期（在上面说的秦汉之际，并不排除战国末期出现的帝制运动时期，战国末期秦、齐都曾一度称帝号，说《系辞》是帝国时代的产物，包括战国末期王权专制上升的那个时期）或是西汉初期，都没有本质区别，都不影响《系辞》文的内容性质。因为那一时段，即使战国末期时代早已完成了帝制理论。战国末期与秦始皇统治的短暂的十几年进入汉帝国，这一时段的政治思潮没有本质区别，王权专制理论与实践都已成熟。这时期都需要“天尊地卑，贵贱位列”的等级秩序。更可况为等级秩序所需要而麻痹人民的筮卜（沟通窥视天命的工具）之学，秦帝国里并不禁止，汉帝国里也一样。并且这一学问得到升华，并得到皇帝的信任，才得以汉象数易学（筮术易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