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百邪全避

    关卓凡真正是感慨了！

    参加过轩军阅兵——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的王公重臣，不仅仅曾国藩，还有钟王、文祥、钱鼎铭，钟王不必说了，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也不必说了，说说文祥吧！

    文祥之所见所闻，与曾国藩无二，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灢、升龙之前，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诱敌深入”；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几位大军机——包括文祥在内——虽然都表示理解，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表现出对“诱敌深入”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

    关卓凡能够感觉到，政府中枢——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

    “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最坚定的信心”，并不能划等号。

    这就是前文说的——“甚至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有“疑惑”，还是能够理解的。

    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许庚身虽以“知兵”著名，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没有任何行伍经验，这方面，曹、许两位，其实还不如郭嵩焘——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不过，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勉强算是“曾历戎行”。

    最关键的是，因为前文述及的“潜规则”，曹、许、郭虽同为关卓凡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这方面，曹、许尤其之少，郭嵩焘稍多一些，不过，也只关后勤、资金，不涉军事，因此，他们三人，对于轩军的战力，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

    这个“感性认识”，几个大军机中，惟文祥才有——除了实战，大规模的阅兵、演习，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最直接的检验了。

    另外，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他不但正经练过兵，还正经带过兵、打过仗——神机营为文祥手创，并在其率领下，出关清剿马贼。

    当然，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这就是文、曾之差距所在？

    或许，不好说“差距”——

    说“差异”，或许，更加准确些？

    那么，文、曾之“差异”，又何在呢？

    另外，说归说，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乎是“毫无保留”了；对于法国，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关卓凡还是“有所保留”的。

    毕竟，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毕竟，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

    毕竟，不论为人处事，还是领兵作战，“谨慎”，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关卓凡认为，赵烈文如是说——曾国藩如是说，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修辞手法”——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扼腕”、“抵掌”、“击案”、“无以自已”什么的。

    或许，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其实未足十分，但是，八、九分的信心，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

    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前头说了，“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

    “修辞手法”的目的非常明白：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破除愁云惨雾，为关卓凡鼓劲、打气。

    真正是——

    可感，可感！

    还有，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北宁”、“山西”这两个首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

    越南的地理和战局，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言路上，许多人慷慨激昂，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却是一头雾水，说的话，上的折子，虚头巴脑，不着边际。

    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说明：他虽然“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私下底，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而其眼光之锐利，判断之精准，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

    他对关卓凡的关切、支持、鼓励，不是玩儿虚的，是实实在在的。

    “来，惠甫！”关卓凡一只手举起酒杯，直直的伸了出来，“咱们再浮一白！”

    这是要“碰杯”的意思。

    愈发像“酒友”了！

    赵烈文受宠若惊，双手捧杯，小心翼翼的递了过去。

    关卓凡拿自己的酒杯往赵烈文的酒杯上轻轻一碰，一仰头，干了；然后，向赵烈文亮了一个“照杯”，哈哈一笑。

    赵烈文一气而尽之后，也向关卓凡亮了一个“照杯”。

    “席上”的气氛，愈发不同了！

    “惠甫，请继续吧！”

    “是！”

    顿一顿，赵烈文说道，“至于‘内外宵小’，譬如，日本——”

    再一顿，“中堂说，日本的事情，他是不懂的，本无置喙的资格，只是他以为，只要咱们打败了法国人，余者，不论内外，百邪全避！”

    话说的比较含蓄，不过，言下之意，关卓凡当然是听懂了的。

    曾国藩是劝关卓凡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在日本的事情上“旁骛”，日本要乱，宁肯先由他乱去，待打赢了法国人，再掉过头去收拾日本，不要在目下的关键时候分心，更不可两线作战。

    也就是说，曾国藩对关卓凡的联英“抗日”，多多少少，是持“保留意见”的。

    避免两线作战，当然是正确的，不过，日本的事情，曾国藩确实“不懂”。

    事实上，除了关卓凡，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没有一个真正“懂”日本的人——包括日本人自己。

    而关卓凡的“懂”，不是因为聪明睿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穿越者。

    曾国藩一定以为，关卓凡放不开日本，是因为他自个儿在日本的坛坛罐罐太多了，难以割舍，但事实上，这不是关卓凡不能任由日本生乱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幕府一旦倒台，萨摩取而代之，日本极可能上演原时空故事，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国家统一，脱胎换骨，到时候，这个日本，便不复可制了！

    就算“可制”，也不晓得要花多大的气力？

    那份气力，“事倍功半”是不足以形容的，反正，一定远远超过打赢法国人花的气力！

    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叫日本真的乱起来！

    这其中曲折详细，关卓凡无法对赵烈文和曾国藩明言，就说了，他们也不能真正明白、真正相信，他们的印象和理解中，打日本，就是“二次长州征伐”——轩军不过使了五、六成的气力，日本就平服了嘛。

    所以，先敷衍着吧。

    于是，关卓凡郑重的点了点头，“涤翁‘百邪全避’四字，可谓‘题眼’——我受教了！”

    “日本算‘外’，”赵烈文说道，“至于‘内’——”

    顿一顿，笑了一笑，“中堂收到过一封很有趣的信件，他说，奇文共欣赏，不敢独专，要请王爷过目。”

    说罢，又从护书中取出一封信来，站起身，恭恭敬敬的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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