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理在心中

    一个“时务训导”，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一县一“时务训导”，将发展为“一县一学校”，一千六百三十二个“时务训导”，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

    这个学校，是小学、中学二而为一的，在此基础上，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中学。

    “学校”的生源，除了未来的公务员，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

    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时务训导”的原因之一。“时务”一道，礼部固然糊里糊涂，同时，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

    如前所述，关卓凡的算盘中，“时务训导”和州之学正、县之教谕，同为正八品官，就是说，“时务训导”分庭抗礼于学正、教谕，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学校”不在“学宫”搭伙计，是要另起炉灶的。

    在关卓凡的规划中，“学校”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财政也是独立的，不和“县学”、“州学”同流，加上“时务训导”全部出自于北京的“师范馆”，数管齐下，整个“学校”系统，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礼部那边儿，一根“学校”的毛，也是摸不着的。

    开科取士，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时务策”，其教材和教学，都出自“学校”系统，则“时务策”的“考差”——监考和阅卷，必然都要由“学校”系统派出。通扯下来，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

    至于“师范馆”，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师范馆”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

    当然，“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的帽子。“师范馆”是戴不上了，那顶帽子，上海的“广方言馆”正戴着呢。

    “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这件事情，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

    关卓凡称倭仁是“士林宗镜、儒学领袖”。完全不是虚美，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实打实的，一点儿水分都没有。如果排座次，咸、同年间，全中国范围内，“读书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属。

    道、咸之交，汉学没落，理学兴起。取汉学而代之，成为主流学术思潮。后世普通的读者，说到晚清的“理学”，大约只晓得曾国藩，其实，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完全是被后世炒热、夸大了的。

    倭仁才是真正的“理学大家”。而且，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但学问一道，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倭仁于曾国藩，亦师亦友。说曾涤生给倭艮峰“执弟子礼”，亦不为过。事实上，就连著名的《曾国藩日记》，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曾涤生才“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章。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

    所谓道德文章，就“文章”而言，倭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理在心中”，但因为“物蔽”，“人之理遂失”，所以，要“致知”，即通过学习和自省，重新认识心中之理。这个过程，称为“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

    就“道德“而言，对自己的理论，倭仁身体力行，表里如一。“端庄静一”、“涵养本源”、“察己慎动”、“克己复礼”这一套，言行同一，坚持不懈。

    时人赞倭仁曰：“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曾国藩则用“当世仪型，群流归仰”来描摹倭仁。

    原时空，倭仁逝世后，翁同龢感慨：“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

    翁同龢的口中，倭仁已经具有了“准圣人”的性质了。

    正因为倭仁在士林中泰山北斗的声望地位，文宗遗命，才会把他派给小皇帝做老师，且是“首席师傅”。

    保守派奉倭仁为领袖，关卓凡不是没有想过“动一动”他的。可是，略作试探，便发觉倭仁在两宫皇太后那里，尤其是在母后皇太后那里，地位根本不可动摇。两宫皇太后不了解倭仁的“文章”，但对倭老夫子的“道德”，却是无条件信任的。这一点，关卓凡只好自承不如了。

    这是一尊真神，既然搬不开去，就要设法“招安”，为己所用，不然，实在是太过浪费材料啦。

    这就是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

    以倭仁士林声望地位之隆，首倡其议，“恢复唐、宋旧制”的改革，一定事半功倍，或者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关卓凡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法宝尽出，倭仁最终就范，这位历史上的“保守派的代表”，居然成为一项重大改革政策的代言人了。

    这个……呃，这个金手指，会不会开得……大了点儿？关卓凡的王八之气，会不会过了点儿？倭仁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不仅仅是“保守派的代表”，甚至是……“顽固派的代表”啊！

    倭仁确实是保守派，但“保守派”是块大牌子，下边儿分门别类，彼此区别，差异大的，骨子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

    徐桐那种，真正叫做“冥顽不灵”，脑回路是平的，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还有一种——占“保守派”中的大多数，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新旧之别、华夷之辨神马的，其实只是个幌子，如果他们能够从改革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打倒昨日之我，改换门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倭仁是第三种，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种，保守派中罕见的清醒者——清醒地认识到，官僚士绅集团无休止膨胀的贪欲，已经严重地挤压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深刻地威胁到王朝的永续发展。他提倡理学，提倡“克己复礼”，就是希望，能够在道德和精神的层面，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少拿一点，少占一点。

    因此，倭仁疾呼：“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把洋务之种种，都归入“技艺”，认为其对“人心”，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倭仁乃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讽刺的是，某种意义上，倭仁的看法是对的。原时空，“洋务”进入中国，基本止于“技艺”的层面，对于官僚士绅集团来说，“洋务”不过是多了一个分肥的对象，“技艺”于“人心”，确实无益，“技艺”也确实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总之，关卓凡认为：第一，倭仁是那种真正忧国忧民的人；第二，他的头脑足够清醒；第三，他肯讲道理。一个人有这三点打底，就有服膺事实、转变思想的可能。因此，就不能排除“招安”倭仁、为我所用的可能。

    近年来，洋务愈兴，倭仁却愈加沉默，极少再听到他反对洋务的声音了。这，大约也说明了些什么。

    事实上，倭仁“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努力，关卓凡是认同的。考诸后世，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对本统治集团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只是，有的时候，毫无效用。

    能够产生一定作用的，一定是自外施以有力的政治强制力的约束，单靠为官做宰的自觉，嘿嘿。

    话题扯远了，“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包括反腐什么的，并非关卓凡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先放一放吧。

    国家大事忙得七七八八了，暂告一段落，该考虑考虑俺自个儿的婚姻大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