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一章 新的架构（七）

    第六百二十一章新的架构（七）

    顶楼里的毕文谦和黎华并不知道3楼电影院里的万鹏悄然的动静，他们在心有灵犀的一阵相视后，继续了交谈。

    “文谦，你放心，我的袖子虽然不长，但绝对不短；我的钱也许不多，但在国内，已经不少了。”调侃般的，黎华扬了扬左手，笑了笑，展示着那袖口，“说一个你还不知道的事情吧：八四年的时候，公·安部在之江省首先试点了公安工作计算机化，结果数据很好，破案率提高了好几倍，在明显的事实面前，公·安部下了在全国各省市推广计算机化作业的决心。今年，在咱们公司党委的建议下，国家更大力度地支持了公·安部现代化计算机化作业的步伐，并且破格提拔了当初在研究推广的会议中主动旗帜鲜明地站起来建议的京城公安局计算机监察司司长富睿，由他在负责统筹落实这件大事。而在之前送那一批批人去治理沙漠，其中就有他的jiejie。而他们的弟弟，就是让我一度纠结为难的富阳——你应该还记得，我本是在古今莱和那个富阳之间抉择，而古今莱为了把事情做好，连孩子都拿掉了。他们富家一家兄弟姐妹5个人，能力、品德、cao守，各有不同。论年龄，都可以当我的叔叔阿姨了。要是当初还在学校里的我，多半只懂礼数周全，但现在，我已经能够坦然分别面对他们，甚至是面对他们的父母了。”

    “‘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师父，我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你。”黎华温柔地朝毕文谦轻轻点头，“所以，不必忧心太深。”

    毕文谦沉默了一小会儿，慢慢摊开双手来。

    “是啊，老路、邪路，都不该走，都不能走。然而，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现在的我们国内，有自信探寻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人，或许不算太少，但敢于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的人，实在珍稀。”他目示着两边的手心，“据说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前，主持等级会议的法国国王居中而坐，左边是第三等级的市民，右边是第一等级的教士和第二等级的贵族，左右两边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常常纷争，左和右的概念区别就由此诞生了。几百年来，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在不同时间和地区不断持续。那么，黎华，你觉得，作为我们中国人，该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

    话音尚未落完，黎华就已经面沉如水。她似乎咬着牙，紧紧捏着笔，幽幽地盯着毕文谦，然后看向茶几上的录音机，却迟迟没有开口出声。

    “……好吧，这样的问题，的确往往显得突兀，我还是继续说了。”冷寂只持续了一会儿，毕文谦就点了点头，不再等待，“毫无疑问，就西方诸国来说，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论述，早已汗牛充栋。所以，从实际出发，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认识的一点，就是他们那些关于左右的论述与划分，是基于资·本主义思想下的框架，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来说，那些东西根本没有直接指导实践的意义，只有分析和总结历史的价值。”

    “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下，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科学思路的对立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说着，毕文谦将左手前伸，“在相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下，有一些人认为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重要，优先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说完，他又将右手前伸，“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重要，优先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的词措，是不是听起来只是不痛不痒的简单分歧？是不是只要能够好好发展，就并不是大问题？”毕文谦轻轻叹息道，“然而，在具体确定的时间点上，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源总量是确定的。特别是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时期，资源的分配侧重必然是此消彼长，甚至就是要命的问题。注意，这里我说的资源，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而所有的社会资源。无论选择了哪一个方向，都必然会在另一边付出代价。”

    “就像我以前就说过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追求普及全民精英教育，发展生产力。如果侧重优先发展社会科学，那就必然会着重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必然会损害现有社会制度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而他们又集中掌握着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更先进的科技水平。也许那些人中，有部分人拥有着长远的眼界和高尚的cao守，能够为了远期的大局利益而放弃个人的短期利益，但作为一个群体，其平均素质显然不可能有着如此高的境界。走这样的道路，或轻或重地，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牺牲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

    “如果反过来，选择的道路是侧重优先发展自然科学，那就意味着把本就分配不算公平的社会资源更加集中在掌握着更多教育资源和更先进的科技水平的精英群体手中。这显然会在短期内大大加快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而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迅速走向固化，以更快的速度发酵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阶级。”

    “极端一点儿地说，”毕文谦又一次伸出左手，“这条路走到极端，直接的体现就是片面强调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甚至不惜酿成已有社会资源的损失，将既得利益群体逼向绝路。”缩回左手，伸出右手，“而这条路走到极端，直接的体现就是彻底放弃独立自主的道路，形成买不如租的买办阶级，甚至沦为外敌的殖民地。”

    “在理论上，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两边走过度了，都不好，走中间才最平衡稳妥。但在现实中，我们正走在路上，而非回头看历史，最正中的那条线在哪里？没人能精确断言。所以，即使排除那些别有用心扣帽子的情况，人们也只能通过相互的比较来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地排列。而且，也许不少人喜欢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排列，但对于有历史责任的执政者来说，更重要的，却是能力——有10分能力的人，无论是走8左2右还是2左8右的道路，都绝对比只有2分能力坚持走1左1右的人更强，而且是强得多。”

    “我们可以结合近在眼前的历史，如许多人亲身经历的，极为侧重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时候酿成过多少损失。可如果用事实说话，用统计数据说话，我们国家在终止了那样的道路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最近10年科技发展的成果，相比更早十年的时期的科技发展的成果，究竟是过之？还是不及？”毕文谦注视着黎华发白的脸，没有停顿，“在扯道路问题之前，这首先是一个能力问题！如我之前就说过的，78年去西欧国家的考察团，回国之后结论误判，是一个能力问题；之后干部年轻化提拔的那些负责一线工作的人，83年搞出了价格双轨制，86年搞出了厂长负责制，渐渐搞出了官倒，搞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这更是一个能力问题！”

    “这一切，最终爆发成了今年，88年价格闯关的险峻。”毕文谦稳了稳情绪，无奈的长叹道，“黎华，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正确的道路，正如我们相知以来一路的实践。可实事求是地说，因为一线工作者的能力问题，导致而今这十年的诸多大问题，我们真的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人民，我们这十年走对了吗？我们真的可以信心满满地认为群众，对国家更有信心了吗？”

    “也许小肚鸡肠的人会因为对手犯蠢而暗生喜悦，但心怀大局的人却只会为那些亲痛仇快的愚蠢而愤怒。”毕文谦哼了一声，重新拿起了玻璃杯，“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发言不得要领，被区区一个记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误邦乱国，又一个毫无自知之明。黎华，记住，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无论你将来会肩负怎样的责任，你都不要如此傲慢，不要犯如此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