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奇怪的战争

    首先，在中、法两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形下，“偷袭”，在法理上是不可行的。

    彼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基本的交战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宣而战”，既违反万国公法，也极不道德，后世卑劣如日本者，偷袭珍珠港之时，也要想方设法，将送达宣战照会的时间点，摆在实际战斗打响之前，况乎我泱泱大中华？

    若中国果行偷袭之事，则失去国际舆论同情、成为千夫所指之外，更会彻底激怒强大的对手，使其上自国会、下至编氓，群情激奋，法必然扩大战争规模，甚至倾国来攻，则战祸连绵，不知伊于胡底？

    事实上，马尾一役，虽然衅自彼开，但必须承认，法国人一切进止，都严格遵守了相关的交战准则：孤拔定于下午两点开战，白藻泰上午十点向闽浙总督递交照会，期间的四个小时，不但给中方留下了充足的反应时间，而且，法军还为此承担了相当的风险。

    前文说过，马江上午涨潮，下午两点前后落潮，孤拔之所以选择下午两点开战，是因为彼时的落潮，将大幅度改变中国军舰的舰位，使之火力最弱的舰艉朝向法舰队；可是，如果中方接到照会之后反应迅速，在下午两点之前率先发起进攻，则舰艉朝向对方的，就不是中国舰队而是法国舰队了——

    同落潮一样，涨潮也会改变军舰的舰位，只不过，涨潮改变的，是法国军舰的舰位——下午两点之前，马江可是处在一个涨潮的状态中啊！

    遗憾的是，因为中方内部匪夷所思的颟顸，这四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野猫号”发炮之时，船政舰队甚至还未解缆——管带们还不知道法国人已经在四个小时前便已发出了开战照会。

    更加没有人想过，涨潮、落潮之际，原是胜、负转换之机。

    其次，在技术层面，“偷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狭窄的江面上，在极近的距离上，对峙枯守逾月，中、法双方，都始终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眼中，不论谁先动手，都很难谈的上一个“偷”字；而水战不比陆战，绝非一声令下，就可以扣动扳机，想打对方一个猝不及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军舰的解缆、生火、加压，都需要时间，且动静极大，不可能免于对方的觉察；在此之前的战备，譬如在炮位四周加垒沙袋，将弹药从甲板下的弹药仓提升上来、分配到各个炮位，亦为开战之显兆，一样不可能不被对方桅盘上的观测手看到。

    如果十一艘中国军舰，同时在做以上的垒沙袋、运弹药以及解缆、生火、加压等动作，则可以百分百判断，中国人要“偷袭”了。

    反之亦然——如果做上述动作的是法国舰队，那么，就说明法国人要“偷袭”了。

    事实上，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法国舰队上述备战动作一样不少——迄至九时四十五分，赶在十时白藻泰照会何璟之前，相关战备便已尽数完成；而延至下午二时方始开战，可是，对于中方，法军之攻击，其效果依旧仿佛“偷袭”。

    “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岂不可叹？

    好吧，既然“偷袭”不可行，又不可以坐等法方“偷袭”，那么，摆开堂堂之阵，“先发制人”？

    即，如法国人般，抢先扔个开战的照会过去？

    当然，送出照会到实际开战，不能留四个小时之长的时间——想来，法方的反应，不会像中方如斯之慢，甚至没有反应。

    无论如何，要争取打第一炮啊！

    就算法方反应快，“第一炮”啥的，还是人家打出来的，可是，无论如何，不至于开战的时候，船缆还没解开，锅炉还没生火啊！

    这也是张佩纶一直努力向朝廷争取的一个方案。

    可是，那就是“衅自我开”了。

    中法之争，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是主战派，只要有足够的理智，也明白：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而彼时，和平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双方在剑拔弩张、火星四溅的同时，外交谈判一直没有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枢下定决心，主动与法决裂，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误判了法国的战争决心，可是，法国的“战争决心”，本就飘忽不定，也实在不是很好判断。

    许多人都晓得，因为镇南关的失败以及其后的丧师失地，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不过，很少有人晓得，茹费理政府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

    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法分润越南的的——“越南南方治安，归法国巡查；越南红河以北，归中国保护”，云云。

    这个条约，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丧权辱国”，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拒绝批准条约；而之“宝”——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并被之“李”——李鸿章，半同情、半讥讽的称为“法国崇厚”。

    看，那个时候的法国，不但没有大打出手的意思，甚至，不指望独吞整个越南呢。

    事实上，中国固然不愿意同法国决裂，而法国——不论法理叶政府还是茹费理政府——也不愿意同中国决裂。

    早前一年，即一八八三年，法军拿下山西，准备进攻北宁之时，明知北宁驻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却在同中方的谈判中，一再声称，越南境内，未发现任何中国军队；而中方则坚称越南境内驻有中国军队，“谁攻击驻有中国军队的城市，谁就应负冲突的责任。”

    中方是想以此予法阻吓，挡住法军进一步攻略北圻的脚步；而法方则担心，中、法两国军队在北宁的直接冲突，可能导致中、法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不管北宁一役中、法两军实际上会打成什么样子，开打之前，都一口咬定，北宁城里木有中国军队。

    中方的“坚称”，当然吓不住法国人，不过，法国人的表态，也足堪玩味了。

    马尾一役之后，法国依旧“坚称”：中、法两国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马尾战役仅仅是法国对之前的观音桥事件的报复，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中国宣战。”

    而这一回，中方的调子就高的多了。

    八月二十六日，法舰队还没有驶出闽江口，还在忙着打前文提到的“通航战”的时候，上谕明发，痛詈法国：

    “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于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

    上谕明确要求，沿江督抚，整饬军备，准备对法开战。

    这道上谕，虽然掷地有声，不过，究其竟，还只是一道内部的动员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战诏书。

    事实上，中法战争，只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在法理上，中方也好、法方也好，由始至终，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怪不得英国人将中法战争称为“奇怪的战争”。

    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奇怪的局面，说穿了，也不算稀奇——根本原因在于，中法双方，都不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将耗尽国力，断送同治初年以来的宝贵的和平建设进程；法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强国，可是，战场距离本土太远，战争的单位成本过高，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一样会精疲力竭，国运因之而生顿挫，亦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因此，中国只能抱定一个“衅不由我开”、但法国若“先启兵端”、便不再“曲于含容”的宗旨，也就是说——“防守反击”。

    这个“反击”，是“有限反击”，不是“追穷寇”的那种反击。

    法国人打的，则是一个花小气力、赚大便宜的算盘。

    可是，正如李鸿章之所言，“今日之中国，已非咸丰季年之中国”，法国人花小钱、办大事的盘算，怎么打都打不响。

    法军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怎么也转化不成茹费理心心念念的巨额赔款，打来打去，最后，打出一个镇南关大败，紧接着，将谅山也打丢了。

    不过，这个算盘，打的响也好、打不响也好，那是就整体战局而言的，若局限于马尾一隅，船政舰队和张佩纶的悲剧却是注定了的：

    敌我实力悬殊，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舰进入闽江，又被“衅不由我开”绑住了手脚，不能先发制人，坐失唯一胜机，这种情形下，就算换一个能力倍于张某的人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也没有避免失败的可能，更何况，张佩纶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议呢？

    或云：法舰进入闽江的时候，不能阻止，无可奈何，那么，法舰出闽江的时候呢？

    此时，“衅自彼开”，条约和公法的羁绊，都已不存在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的天险，该发挥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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