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7．从官商到商官

    957.从官商到商官

    其实想想就明白，兰世立自己都承认自己和袁善腊父子之间存在权钱交换的关系；而吴英身为一个根基并不深厚的青年女子，却能在能人俯拾皆是的东阳稳稳当当搞起民间集资、实体经营的大当家，并一度成为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自然少不了权力和上层的关照。其实，几乎每个能够黑白通吃的商人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各级官员的身影，从中央到地方都有。

    中国靠什么赢得了过去30多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说的是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制度模仿、资源投入和货币扩张，根本没什么新意的，所以才会不声不响的把那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收起来；然而到了声称祖国富强、东方崛起的时候，也才无不尴尬的发现，那些资源因素如果不是消耗殆尽就是货币扩张几乎走到尽头，于是才会有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一说，才会有重新审视30多年的得与失的冷静审视。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高喊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仅仅是号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所能解决的，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向何处转？怎么转？这就需要政治体制首先做出必要的修正，当然不是什么所谓大部委的合并，那不过就是瞎折腾，铁道部变成总公司就是涨价的信号；当然也不是什么充满**的憧憬，而是实实在在的方向性、路线性的大事，而改变经济环境、制定制度和提升技术都是经济转型其中的部分，但最关键的还是要改变目前接近颠倒的官商关系。

    不过。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商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自主过。即使在距离现代社会最近的明清时代，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山西票商，都离不开对官权的依赖。士农工商的顺序如磐石般稳固，以至于不仅仅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也曾被认为是公理。官商关系原本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棘手问题，我国古代一方面歧视商贾，另一方面又贪图商人的钱财，搞出了红*商人、买办商人这样的官商，以及和捐班那样的商官。

    无独有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声称的就是要打破政府引领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一时间，官员纷纷下海、学者纷纷创业和关停并转、引进外资被视为时髦之举和个人能力的体现，社会价值观由此焕然一新，道德标准也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句一切向钱看可以代表一切，而不管白猫黑猫，**老鼠都是好猫的言论更是喊得震天响。

    **本世纪头一个十年以后，大家突然发现经济走进了死胡同，一时间，由原来的国退民进改为国进民退，重新挥舞行政管理的大棒，尤其在楼市调控上更是如此；于是，各路商人纷纷从政，从村镇到中央全都如此，以至于召开两会的时候，有不少媒体发现，中国的立法机构如今成了全世界富翁聚集最多的地方，官商关系到了**的**关系。相敬如宾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勾肩搭背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过了30多年以后再来谈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历史的轮回反复的确颇具讽刺意味；站在十字路口再来谈官商关系似乎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教训很残酷的说明了，不正常的官商关系既败坏了官场、商场的风气，也制造出诸多社会隐患和社会不公；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诞生就如同动辄会引爆的*似的，时不时的就会引来广泛关注和争议，甚至是社会不安，那就是最可怕的。

    男人**和女人做那种皮rou生意，虽然有伤风化，但毕竟还是个人行为，而官员与商人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交换，就不光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弊病了。

    那种原有的、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才不见踪影的官员与商人的不正常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卷土重来，不过在最初的时候还是延续着商人为官员提供升官晋级所需的金钱支持，官员为商人提供赚钱的机会这样一种模式，在日本不断**的政治献金丑闻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机关，也就是说，官员在商人的金钱支持下，官职会越来越高；而商人在官员的扶持下，钱也会越赚越多，这是一种所谓的良性循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中国至今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有着宏观调控和政策指令，那个被指责成小国务院的发改委就是遭到强烈反对但就是不撤除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实，在现在这样行政干预强烈的背景下商人要凭自己的能力赚钱是很难的，因为一些官员想要中饱私囊必然要用手中的权利，一个准生证就得盖40个章就是一例；而与此同时，国家又缺少相关的法律制度去进行制约，人大甚至把立法权下放，这就更加强了官商勾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们才能各取所需。

    不过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升级调整的节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官员与商人之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官商联姻就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一项最新报告显示，一些商人越来越渴望更多地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的参政的主要动因是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当成一*红帽子，企图给自己的企业经营或其他社会活动涂上一层保护色，从而踏上为官之路。

    这样的情况在旧中国很常见，康乾盛世就开始有了捐官的制度，就有了红*商人胡雪岩，买办商人盛宣怀之类的官商的出现，到了民国的时候就多如牛毛了，建国以后，枪毙了官商勾结的官员，对商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官商恢复到一个正常秩序上面。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初，不过也就是官员提供保护，商人提供金钱的交换而已，官商联姻却是时代发展、社会需要的一种新生事物的尝试。

    官商联姻的原因除了原有的商人有钱、官员有权，双方实行优势互补以外，商人不满足被保护和**纵的角色，而希望通过金钱的**获得官场的允许，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是获得权力的庇护，享有法外特权，受到官员的特别关照，更重要的是还希望享有自己的话语权，在路线的制定、政策的出台的时候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望，代表自己这个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当年那个调控楼市的国六条的出台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官员涉足商场，目的是以权换钱；商人涉足官场，目的是以钱换权，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其实质就是权钱交易。官商联姻是一种畸形的婚姻，是非法的、可耻的、见不得阳光的。官员像**、商人像**，他们之间根本毫无感情，自然也没有婚姻、爱情、责任可言，他们之间有的只是***和那种杯水主义关系，肮脏得很。

    从市场经济来说，官商关系也就是一种供需关系，一个手上有着经济资源，一个手上有着政治资源。权利和金钱相依相存，中国的官场和商场本来就是融会贯通的，有市场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产生交易，有交易就会有腐败，有腐败就会有社会不公，这是一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所以有人说，中国缺三类人：有公信力的官员、有信义的商人、懂规律的学者；同时有三类人严重富余：贪财**的官员、急功近利的商人、弄虚作假的学者。